------------ 正文 ------------ 一 溺水 多年前的一个夏天,过午的太阳明亮刺眼,照得整个河滩惺忪疏懒,昏昏欲睡,河岸上一群妇女嬉笑着坐在地上在大盆里搓洗着衣服,岸边不远处长长的一片芦苇丛,在炙热的太阳下显得无精打采。没有一丝风,整个河床周边只有妇女们肆无忌惮且毫无间断的说笑声,有些吵杂,这些吵杂的声音在缓缓流动的河水伴奏下,飘荡在芦苇和河滩上方。这里成了一个空间剧场,在上演着一曲无法与乐队配合的没有水准的说唱曲目。 一个儿童斜靠在他母亲坐在沙地上而隆起的肉呼呼的后背上,半耷拉着脑袋看着手里拿着的几个鹅卵石,百无聊赖地让女人们的说笑声在自己头上回旋。在这个同样昏昏欲睡的孩子耳朵里,这演出尽管凌乱,却反而感觉周围更加寂静,他困顿在自己的世界里。 那个儿童是我,那一年我5岁。 那个场景就跟一幅动画一样,几十年来始终刻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每每想起来,我都能置身事外清晰地看到小时候的自己斜躺在那里。 那是七零年代中期。 不管如何困倦我都不敢吱声,不是因为怕母亲训斥,而是这堆妇女里面有个我范姨,我怕她。这个胖胖的女人,在五岁的我眼里,长了一脸恶相,鼓鼓的胖脸蛋上,布满着深深的毛孔坑,向下斜着的眼睛被厚厚的肿眼泡覆盖住一半。其实不过三十多岁的年纪,却整天把齐耳的头发用卡子别到耳后,没有别到的部分齐刷刷地垂在脖子上方,看起来有五十岁的样子。我怕她的直接原因是她每每见到我,都不忘用眼皮下闪出的一道光盯着我笑嘻嘻地说,等你长大了就给我当姑爷子!幼小的我对姑爷子的理解也算比较客观,那就是等我长大了就要被送到她家里和她以及她的女儿一起住了。至于她家的女儿什么的,我无所谓,也没有关心过,我只忧心忡忡地抵触着自己以后要跟这个老太婆住一起这件事,所以,一想到自己要长大,我就异常恐惧,以至于我每每见到她,都尽量保持安静畏缩,不让她觉得我已经长大一些了。 剧场在我的安静沉默中不断变换着女声说唱曲目,一会儿是李家的大姑娘都22岁了也没人来介绍婆家,一会儿是陈家嫂子特么地总跟老黄大哥眉来眼去,一会儿是站起来去沙滩上铺晒衣服的演员裤子没有来得及往上提而露出了半截上臀,在各种曲目的结尾都无一例外地进行一番激昂慷慨的和声耻笑,以显示演员们的品行端庄和正气浩然。 在演出的持续**中,太阳已经西斜,妇女们开始一边各自收捡铺晒在沙滩上的衣物,一边继续说唱。眼看着就要回家了,憋了一下午的我终于不甘心没有下到河里凉快一下,趁我范姨忙忙叨叨往盆里塞东西的时候,我决定趁其不备下到河里玩耍一下。 于是我光着脚悄无声息地走向河水中。 平缓的流水慢慢揉绕一圈我的小腿,然后改变了方向继续向下游流去,我瞬间清醒欢畅了许多,一边弯下身子用手拨着水流,一边继续向河中间迈进。五岁的我什么都不懂,只想着应该越往前走会越好玩,却不知道就在前面一步之遥,我把自己送进了一个激流,这是一个既看得见又感觉到的激流。 我后来的人生也始终自觉是在河流和激流中趟过,但是却看不见。 在水流没过我膝盖上方时,我在脑中搜刮出平时看着我哥在水里时的姿势,便头脑一热趴进了水里。但是我只是趴了进去,并不知道我哥是趴着憋气划水的。就在我已经趴进水里的时候,我发现这样并不好玩,我想站起来,但没有达到目的,我继续努力站,却感觉水面下面有我抵不过的水流,它们的速度似乎要快出非常多,而且力道非常之大,它们在下面像开玩笑一样向下游冲击着我的腿,我想把手支在河底让自己站起来,却发现如果手摸到底面的话,我的头部就要跟着进去,我的本能知道头不能进到水里。就这样我不得不努力一次次蹬着双腿想支住河底让自己重新站起来,但是我始终没有成功。这种不成功的结果是河底的暗流强烈冲击着幼小的我,一个回旋一个回旋地向下游以及河道中央最深处快速翻滚。 鉴于对范姨的恐惧,我不敢喊叫,只是任凭自己快被河水吞没,依然试图努力想自己站起来悄无声息地走回到那群包括我母亲和我范姨在内的妇女中间,然后回到家里。 回到那群妇女中间,是我当时的最后思维,等我最后真的回到她们中间时,我是躺在河岸往家走的路上而不是家里,我躺在一棵柳树下面的阴凉里。 我睁开眼睛之前听到了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我母亲的。 我的母亲有个绰号叫“货郎子”。经济匮乏年代货郎商贩由旧时延续下来,他们每到一处,人未到场先闻其声,手中的摇鼓会以有序的鼓点声聒噪地将整个胡同灌满。我妈就是这样的嗓门,胡同里长年累月能听到她的吵嚷声,即使正常说话,听起来也是吵嚷的感觉。所以,不管是善意还是恶意,总之她获得了货郎子这样一个名字。这几个字的发音与字面并不相同,货要说成三声,郎要说成一声,这样喊出来就更显出聒噪的感觉了。 她的哭声以及说话声都表现得气量十足,非常容易识别。我能感觉出来她是坐在我旁边捶着地在哭。因为我曾经见过她以这样的声音大哭时是捶着地面的。 我要确认一下她这次是不是跟那次一样捶打了地面,于是我睁开了眼睛。 我没有料到我睁开眼睛首先看到的不是我妈,而是我范姨。我范姨正双手支在我左侧胳膊的旁边,双腿跪在地面,脖子推着她的胖脸往前抻着正好对齐在我的脸上方。我睁开的眼睛齐刷刷跟她向下越发厚实的肿眼泡里面闪出的光对在了一起。她眼里这次闪出的光跟往常不太一样,我感觉出了里面的凝重和焦灼。我有些害怕这张胖脸,我想再闭上眼睛,但是来不及了,范姨已经像泄闸的洪水一样把哭声放了出来,又把这哭声全部喷在我的脸上,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哭声搞得有些不知所措,惊恐万状地一翻身爬了起来,躲出去她弓着的身体范围。但是我范姨并没有放过我,她扑过来一把把我横着紧紧抱在了怀里,就势坐在了地上,一边捶打着我的后背,一边继续大声哭喊,喊声里是“妈呀,活了啊!”,“妈呀,活了啊!”,哭声就是“啊嗷哈…啊嗷哈…”,哭几声喊几声。浑身无法动弹的我就在那一瞬间,居然怀疑起我是她的孩子还是我妈的孩子。与范姨不同,我妈看到我睁开眼睛的反应是停止了哭声,跪着凑到范姨旁边,使劲晃着我腿一迭声地喊着“小二!小二啊!儿子,儿子啊!”,“你认不认识妈?二啊?”,我试图把手伸给她,但是胳膊被范姨紧紧用她的胳膊压住,我没有抽得出来。 我只好冲着我妈点了点头,双眼紧盯着她,希望她把我解救出来。但是我妈并没有。 我虽然不敢再去对视范姨眼里的光,但是用余光还是能扫到她胖胖的脸上泪流哗哗滚落,而她并没有去想着擦一下,只是一味地继续喊着“活了,活了啊!…”。我向范姨扫余光的过程中,顺便看到了我们周围密密实实的一圈人,这个时候就已经有不少人也蹲了下来,大家七手八脚地抚摸拍打着我,嘴里七嘴八舌地说着“活了!活了!”、“老范婆子,你可积了大德了!”、“货郎子,你儿子真是命大啊”等等我能分辨出是在说我和我妈以及我范姨的话。 我对这些没兴趣,我只着急赶紧回家,我感觉又饿又累又冷。还有,我没有确认到我妈刚才是不是捶了地面,我感觉心里有些失落。当然,我内心里还希望回家的话,范姨最好也能抱着我走,因为我确实浑身无力不想自己走。 后来事实也如我所愿,范姨就这样一直抱着我没有撒手,直到把我放到了我家里的炕上。这老太婆可怪好滴,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从那个时候起,我对范姨的除了怕,还有了一些期许,因为我感受到了她对我的明显的疼爱。 到了我家里,我躺在炕上不一会功夫,我父亲下班回来了,我听到了我妈和范姨跟他讲述了我停留在跟妇女们回家的意识之后的事情。 范姨是这群妇女当中最为麻利的人,事实证明她也是心智最为成熟最沉稳有担当的人。虽然她外表看起来挺粗犷,但心思非常细腻。她在收拾衣物的同时,并没有忘记替我的母亲监护我,而且她放在这上面的心思比我母亲还要更加多一些。 就在她收拾了一半的时候,回头往我呆的地方第五次瞅了一眼,前四次我都没有动地方,等第五次时,她发现只剩下了鞋子,她立刻停下了捡衣服,本能警觉地往河里面先看了一眼,跟前的地方并没有看到我,但她并没有望向其他的地方,而是首先要搜寻河面的下游,没有浪费一点时间,由此抓住了后来她解救我的宝贵时机。大约在50多米远的下游河面上,她经常闪光的眼睛猛然发现了一个小脑袋一会儿漂上一会儿漂下,正往下游随波逐流着。我范姨嗷啊一声大叫着疯了一样撒开腿就往我那边飞奔,什么都没有顾。她并不会游泳,只是凭借对河道的熟悉,以及奋不顾身的勇气,先在岸边奔跑,等差不多跟我齐平时,迅速扑到水里,双手拨打着水面追到我前方截住了我并一把薅了起来。这里的河水已经过了她的腰部,她虽然了解人溺水需要头向下,但如果头向下抱着我的话可能再次浸水,所以只好双手将我倒立着举在她头顶上,一边大叫着我的名字,一边就近登上了对面的河岸。上岸后她先把我放到地上,发现我没有了反应,于是一点没有犹豫顺手把我的双脚提起来扛在了右肩上, 顺着长满荒草的河岸一路奔跑起来,她的个子比较高大,跟我的父亲差不多一边高,大约也得有一米七左右。她就这样跨着粗壮的大长腿带动着肥胖的身子,飞速跑到大约两百米以外的上游吊桥处,跑上了吊桥,又跑回了刚才她们表演劣质小合唱的舞台中央,在包括我妈在内的妇女们吱哇乱叫的呼喊声中继续慌不择路地一路奔跑。过程中她把我的两只脚分开在自己的左右两个肩膀上扛着,随着她奔跑的节奏带动我的脸在她的臀部区域不断拍打着。我妈她们也一路跟着奔跑,大约跑了有三四分钟的样子,妇女当中我称之为刘婶的人喊了一句,“吐了吐了!”我范姨听到后停了下来,呼哧带喘地让我妈把我接下来,放到了地上,她们一齐喊我的名字,我并没有什么反应,事实上我已经脱险了,只是由于惊吓和呛水导致我思维还没有清醒。我范姨毫不犹豫地又把我顺手拎了起来扣在自己的后背上,两手分别抓着我的两只脚,继续扭头往回狂奔,看出来她已经很累了,但这次的速度反倒更快,以致于空手跑的妇女们逐个放弃了跟随,只有我妈远远被落在后面勉强吃力地继续跟着。范姨跑上了往家走的路上,引来了许多路人以及迅速传开去的离河最近人家里的人。我又吐出了两大口水,一个男人让范姨停下来,用手搪了一下我的鼻子,又翻了翻我的眼睛,说,放下来吧,过来了。 范姨找了一处树荫,把我放在了地上,让我平躺在那里。然后就是我妈可能捶打地面的持续大哭和范姨跪在那里等待我和她对视的焦灼。 外屋里我的父亲一边听,一边不停骂我的母亲,我母亲货郎子憋着宏大的嗓门始终没有敢分辩一句。我父亲骂了一阵,说到了正题上,让我的母亲立刻出去把家里的鸡杀掉一只,必须请老范大姐搁家吃饭,去把你家大哥也喊来,我得好好谢谢老范大姐你这个大恩人,我家二小子的命是你给的,以后就是你儿子,我让他以后孝顺你。我爸的老范大姐把手伸在肚子里撑着湿漉漉的上衣不让贴在身上,笑嘻嘻地说,我还得让小二当我姑爷子呢,哪能当儿子啊!我爸说,行,行,老范大姐,你说当啥就当啥,当姑爷子!小二啊,赶紧起来,给你老丈母娘先磕个头,以后必须好好孝顺你老丈母娘,江江就是你媳妇了,以后你跟你媳妇就得好好孝顺你老丈母娘,快起来快起来。我父亲并没有过多关心我有多难受,只要我还活着就万幸。他说着进到屋里来,推着我的肩头摇着我。 我并没有睡着。仅仅两分钟的溺水窒息时间并不长,但是毕竟年龄太小,所以我四肢发冷浑身乏力,喉咙感觉有东西导致总想咳嗽,总之我并不想起来。我爸不管这些,必须让我把恩人的谢礼当场完成。在他的使劲摇动下,我半闭着眼睛爬了起来,也不知道范姨在哪个方向上,就向着我父亲说话的声音跪着磕了一下头。在我爬起来的时候,我父亲才看到了我脸色青紫的样子吓了一跳,终于开始心疼起来,不再大吵大嚷了,让我躺下又往我身上盖了盖被子。 在范姨家高伯伯来了之后的饭桌上,我知道了我今天死了。我并不十分理解死的概念,我以为死就是在河里漂走了,漂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谁都不认识,且永远都不会再回到家里。而那个漂还不受自己控制,让你着急无助想站又站不起来,这就是死。 我并不怕死,但是我怕自己要被漂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在他们继续的谈话里,我知道了,我虽然死了,但我让范姨救活了,所以变成了范姨的孩子,范姨的姑爷子,而且我以后要一直到下一次死之前都孝顺她。相比较去陌生的地方,我作为姑爷子去到范姨家住,倒是可以凑合的。毕竟她家只是在我家胡同的另一端而已,我被母亲领着去过她家,我不陌生。何况从她刚才抱着我的过程中,我也感受到了来自她身上的一种莫名暖流。所以,我反而还对成为姑爷子住范姨家这事有了些期许。 范姨家是胡同里最干净又有档次的人家,虽然她和我妈是同事,都在单位食堂工作,但是她受过高中教育,在个人素质和审美方面要比包括我妈在内的其她邻居女眷们高出不少。听我妈说她在食堂是管饭票方面的工作,换售、回收,整理,再换售,现在考虑,应该是会计成本员一类的文职。而我妈是在窗口给工人打饭的。但是她好像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坐办公室的而觉得高人一等,反而和我妈等一些邻居妇女打成一片。她家虽然房子并不大,但是打理得非常别致。她让老实巴交的丈夫把炕沿儿上方一直到棚顶,用木方在左右两边做出各一米多宽的框架,然后钉上厚纸壳做背板,糊上彩色纸,再镶上玻璃,一侧里面粘满了家人照片,一侧是毛主席各个时期的照片。这应该就是我见过的最早的屏风。屏风里面的炕上铺着炕被和床单,床单总是平平整整。屏风外面进门迎面靠墙摆着一张地桌和两个并排用架子支起来的箱子,箱子下面的架子挡着淡色的格子帘。桌子和箱子上面从高到矮从大到小有序地摆满了物件。屏风对面的窗户下面放着两把红色皮座的折叠椅子,虽然有椅子,但是我从来都没有进到这个屋子里坐过,范姨平时是不允许人进到这屋来的,都是在外屋地灶台后面间壁起来的小屋里呆着,不管是来了邻居还是自己的家人。只有睡觉时,范姨和她的丈夫以及她家的小儿子进来,第二天早上把炕被铺平整之后,一家人就完全在两个稍大女儿灶台后方的小屋里活动了。其实她家女儿的小屋也比我见过的别人家的房间要干净整洁很多,从来见不到衣物乱堆,也见不到吃的用的乱放。窗台上还永远有几本画报,在那些画报里我见过神笔马良和哪吒,我当时觉得哪吒是和我差不多大的小孩。范姨家在那个年代就明显规划出了客厅、厨房、卧室这些家居概念了,只不过没有在功能上得以正确落实。 在接受了自己的新身份之后,我实在支撑不住终于沉沉地睡着了。 醒来之后,我发现自己还在我妈家的炕上,并没有成为姑爷子坐到范姨家大屋的椅子上。我妈依然是我妈,我爸依然是我爸,我妈依旧在那里用花撑子绣着她的白布小帘子,我爸依旧给我往上盖了盖被子。相比较做范姨家姑爷子,其实我更愿意做我爸妈家里的小二,毕竟这是我习惯又亲近的家。所以这件事在我心里憋了一下,我以为是他们忘记了,便没有多嘴去问,怕反而提醒了他们。不过反正两种情况,我都能接受,就随他们安排吧。所以,我默不作声地爬了起来,在我爸和我妈的各种各样追问之下,去趴在我哥蹲在地上刷牙的盆边观察起他嘴上的泡沫来。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我大姐已经洗漱完毕坐在外屋地的饭桌上吃饭,他们一会儿就得出去上学,我每天早上的乐趣之一是看着他们含着牙膏泡沫龇牙咧嘴地刷牙。 后来的事情,也没有发生范姨要领我去她家的行动,但依旧停留在嘴上,她每每还是用闪光的眼神盯着我笑嘻嘻喊着“姑爷子!”,我也依旧有时被我妈用自行车带着去她工作的食堂去蹭饭,有时被我哥或大姐带着去别人家玩,也偶尔有时被独自锁在院子里面,隔着木栅栏的大门和外面的孩子不知所云地聊天。 我有时被独自锁在家里,唯一的原因是我二姐被送到了我姥家。 (庚子抗疫,感谢有你!) ------------ 二 二姐 在我被河水冲跑救回来之前一年的一天,胡同口一棵七扭八歪的矮榆树下,我一只手不断用手背来回蹭着不停流出的眼泪,一只手轻轻拉住我二姐小格儿的后衣襟,斜着畏缩的眼神,小心翼翼地哀求着她。“小格儿呀,咱们走吧。” …… “咱走吧,小格儿。” …… “躲一边去,上那边站着去!” “啪”的一声,我二姐狠狠地打掉我拽在她衣服上的手。眼泪顿时滚落我满脸,我惶恐地快步顺着她指给我的方向,站到胡同的另一边去,一阵恐惧袭上我幼小的心头。 相比起来我的恐惧比二姐面前的那个比我俩都大的后趟胡同邻居家的翟建国要深。因为我不知道我二姐这次再打他一顿之后,会给自己招来什么样的惩罚,之后我被当作告密者招来二姐什么样的惩罚。事实证明,二姐在家里所遭受的皮肉之苦,基本会在我的身上一定比例地找回来。 榆树下,我二姐一手掐着腰,一手抬着胳膊指着翟建国的鼻尖用自己稚嫩的嗓音义正严辞地说到:“你妈要是再去我家告诉我妈一次,我就打折你的狗腿!我上次收拾你是因为看你不顺眼,以后你顺眼了,我就不揍你了。我以后再教你练武术,你要是再不学,我还揍你,你要是敢告诉你妈,我就打折你的腿!” 二姐接连几个打折他的腿,宣告了对翟建国训斥的结束。翟建国很幸运,这次没有挨打,与此同时,我也为自己松了口气。 之后翟建国被放行,我也被放行。 我低头跟在二姐后面忐忑不安地走在回家的胡同里,正午的太阳照得我心烦。我知道我马上就要被二姐训诫了,每次她闯完祸都不忘警告我不要告诉爸妈。果然,二姐好象是突然想起了什么,猛然回身站住,瞪着她浓眉下眼皮一单一双的杏仁儿,指着我的胸口怒目凶着说:“你要是敢告诉咱爸和咱妈,我就打折你的腿!”我又一次流出了眼泪,不置可否地抬起泪眼看着她,只顾抽啜着。她也并不在乎我是否答应,转身昂着胜利的头,迈着横向的步伐自顾自地走了。我在后面看着她那被绑腿裹得乱七八糟的裤子,想着她刚才说过的好几遍要打折我们腿的话,不禁想到自己的双腿也该缠上几圈那种布带子。 我二姐生来就像个男孩子,下生的时候据说有九斤重,接产婆给她包起来挂到称上称的时候,她居然自己扒开被子挺了下来,扑腾一声摔在炕上。接产婆在大家的帮助下一共重包了三次才勉强给哇哇大哭着继续往下挺的二姐称出了体重,也不过是在她拼命往外挣脱的乱动之下,大致给出了斤数,九斤。大家都说这特么根本就是个小子,哪里是丫头啊,以后在家不得长成你家宋东利的哥啊! 宋东利是我哥,二姐出生的时候,家里已经有了我大姐和我哥两个孩子。所以爸妈当时就随口给她起了个名字叫“小哥儿”。后来“小哥儿”被东院刘婶用方言叫成了“小格儿”,渐渐地大家都这么叫起来,就连爸妈都差不多忘记了二姐当初其实是叫“哥儿”的。而在“小哥儿”之后的第四个孩子,也就是我,虽然是男孩,但生下来却安静恭顺,根本没有小子的特征。我爸妈希望我能比小哥儿更具有阳刚之气,所以给我起了个名字叫宋东强。 但是小时候的我很让爸妈失望,我不但没有强过小格儿,反而被她的势头压得越发懦弱。由于二姐的体格相对一般同龄孩子要健壮很多,又极其好动,所以在她七岁时就给送去附近学习武术了。拜师的时候,爸妈把师傅请到家里,摆了一桌酒席,家里热闹非凡。当时我坐在屋里的最角落,安静地看着我二姐宋玉群、我哥宋东利、后院陈大爷家的儿子陈辉、还有东院邻居家的儿子一共四个孩子跪成一排给一个面目黝黑的师傅磕头敬酒,他们当中最大的是我哥宋东利九岁。我从小体弱多病,总是被勒令不许跑、不许跳,凡事不许往前靠,有限的记忆里已经刻下了多次被他们安放在身后不许乱动的情景,所以这次我也只是听话地从头至尾独自坐在角落里,黯然地观看着那个在我看来异常庄重的仪式。直到酒席结束,大人们喝酒喝得豪情万状,小孩们马步蹲得激情飞涨,都没有一个人想起来看我一眼。 话说回来,我二姐小格儿自从学习了武术以来,不但没有收敛以往的好斗秉性,反倒凭借她自认高强的武艺,变本加厉地在家附近劫起道、称起霸来。翟建国便是她硬要收做徒弟未果,从此招来被她横看不顺眼,竖看眼不顺的下场的。 而我就更是屡屡遭受她的皮肉之苦了。因为爸妈每天忙于上班,大姐和我哥又自顾自上学,家里就理所应当把我“托付”给二姐了,所以,我从小就生活在二姐的淫威之下,虽然懂得亲情的她其实并没有真正地揍过我,但每一次“打折我的腿”的怒目圆瞪,对我已经足够震慑了。 事实上我爸妈并未亲眼见过二姐的横行霸道,因为聪明的她知道在爸妈面前是不能妄加非为的。但隔三差五总会有家长领着自己挨打的孩子来告状,就不能不引起家长的重视了。在多次被邻居诉状之后的一天晚上,我爸妈不得不坐下来,认真商量该如何管教自己家的“小哥儿”了。 那个夏天的傍晚,屋里没有开灯,我爸坐在地中央一堆点燃的艾蒿丛边,一边轻轻用小棍透着蒿秆,一边用一把扇子拂动着冒出的轻烟,以便让蒿烟布满整个房间来熏跑蚊子。 二姐乖乖地坐在炕上的窗台上,支着耳朵望着炕沿上坐着的我妈。她已经在吃晚饭时听明白爸妈谈论了关于她不能这样下去的话了,所以,知道爸妈这么严肃地商量事情,一定与她有不可回避的干系,而任何一个决定,都会让她今后的“欺行霸市”生涯受到干扰甚至阻挠,所以,无论结局是好是坏,都足以令她极端期待。 我怀着近乎幸灾乐祸的心情,趴在大我八岁的大姐写作业的桌边,暗暗关注着爸妈的谈话,希望由此对小格儿能有个约束,至少今后的她不要再对我构成威胁。 虽然我二姐小小年纪并不能做出什么真正伤天害理的坏事,但眼看着就成了胡同的小害虫,我妈货郎子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了,嗓门洪亮的她从未在与别人的对话当中占过下风,但是就因为小格儿的每次闯祸,她都要被邻居们呛得无话可说,因为尽管她嗓门大,毕竟还是讲道理的人。而且在我父母眼里,每一次对小格儿的一顿暴打,都会换来他们小二越发的抑郁寡欢,而遗憾的是,他们始终以为是打小格儿的时候吓到了我,却不知道我当时怕的是小格儿马上就会找我转移疼痛。 “这一天天的,你说我这上班也不能把她带着吧?只要放她在家,就总是这么惹事儿!这邻居都让她给得罪遍了!” 我妈双手抱在支起的左腿膝盖上,愁眉苦脸地昂着头说。 “唉,那也没办法,总不能把她打死吧?再说邻居也不会真和小孩子一般见识的。”爸爸叹了口气。 “不行送到妈那里去吧,生地方,估计她胆子会小点。” “妈哪里能看得过来嘛,还要上地干活。” “有什么好看的,管她口饭吃就行,在农村地方大,到处跑着玩就不作了。” “你说这孩子也是,怎么就这么能惹事呢!唉!”我爸又叹了口气。 在我爸的叹息声中,我妈货郎子以她一贯的强硬作风,不容商量地宣布了她的决定,那就是把小格儿送到了临县的农村我姥家去上学。平时在家里大多数事情都几乎是她做主,这一次也不例外,我爸只有参与讨论的份,并没有决策权。据说只有大事时我妈才会听从我爸的意见,但是我好像不记得家里曾经发生过什么大事。所以,在那个傍晚,毫无争议地由我妈亲手划定了小格儿的人生起跑线。 在小格儿去我姥家以后,我成了家里的累赘,为了方便照管我,我妈去到学校硬把我哥转到了能和我大姐窜开的学时班级。那个年代,上学是分上下午的,两个班级共用一个教室,每周轮一次上下午上学。我妈就把我哥转到能和我大姐窜开的班级,这样,每个半天时间,我大姐和我哥基本上能保证有一个在家里没有上学,然后看着我。不过总归没有我二姐宋玉群的全天候形影不离来得更为稳妥,我二姐把看管我当成了专职,而我大姐和我哥在这种交接中,始终都不能安心踏实地担负起责任。 ------------ 三 两小无猜 所以在我二姐离开家之后的一年,发生了我被水冲走的事件,这是我见到的唯一的我妈货郎子这辈子被我爸骂而没有跟我爸吵架的一次。我爸骂了我妈好一阵子之后,和我范姨达成了共识,把他家的小二许给老高家做姑爷子。老高家我范姨越发高兴了,说她就喜欢老宋家小二文文静静老老实实的样子,她家的二姑娘江江也老实,这俩孩子在一起指定谁都不能欺负谁,有这姑爷子她就放心了。 就在范姨口头姑爷子的认可下,我终于有一天跟她的姑娘正式交集了。那是1976年,我和范姨的二女儿高江江以及其他几个邻居孩子一起上学了。这个后来成全我“姑爷子”称谓的女孩,在那个时候,并没有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至少在我的记忆里是这样,她从来没有因为什么事情引起我的注意,但是我却依然时时能感觉出她在我身边的存在,就像是自己的手足,时刻都用得到,但从没有刻意关注过,是既重要又被忽视的存在。 高江江家东院是老黄家,老黄家夫妻俩不能生育,据说是黄大娘的问题,他们家的女儿黄春梅是要来的孩子,胡同里都知道,黄春梅自己也知道。但是作为独生女,黄春梅在家里非常受宠,所有的好吃的好穿的都是她自己享用,而我们,即使有好吃的也要好几个孩子共同分,穿的就更不用说了,只有每个家中的老大能有新衣服穿,下面的都是挨着捡旧衣服穿的。所有的孩子都羡慕黄春梅,不管女孩子还是男孩子。黄春梅也并不在乎自己的身世,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有任何自卑的情绪,她反而感觉自己很荣耀。事实上,在我们眼里,她也确实值得荣耀。那种受宠爱的生活,是我们想要不来的。 我和高江江、黄春梅在一个班级里,被老师分到了一个学习小组,每天放学,我们三个一同趴在我家的炕沿上,站着写各自的作业,或者坐着小矮凳在地上的饭桌子上写。从来没有去高江江家写过作业,范姨不喜欢人多去她家里;也没有去过黄春梅家,她的父亲,太严厉,除了黄春梅自己,胡同里所有的孩子都怕他。所以,我们三个每天都会在我家里呆一个上午或者一个下午。 通过黄春梅的嘴,班级里面的同学都知道了我和高江江是两口子,我们“两口子”经常性地被耻笑和孤立,这其中有黄春梅在我俩内部不断地把观察到的细节变成打探的消息,在同学当中不断散播的缘故,也有我亲自在所有人面前表现出对高江江特别关照的原因。一次次发生的事情,都进一步让大家认证了我俩是“两口子”。 有一年的中秋节,我们上午课,中午我们三个放学后直接回到了我家,正赶上我父亲的一个徒弟来串门,送来了两包月饼。对于中秋节月饼,我们大致都是从上一年的中秋过后开始,就望穿秋水地期盼下一个中秋,中间360多天的日子是绝对不会出现月饼这个东西的。我们三个人每人分到一块。我母亲虽然嗓门大,但是心眼非常友善,尽管是很珍惜的食品,但是她依然不会吝惜送给邻居的孩子吃。我拿过月饼反复翻看着上面突起的“中秋”两个字,一丝丝口水从空空的胃里经过嗓子不断滑到舌尖。 我乐颠颠地拿着月饼,准备走出屋外,找个没人的地方好好再端详一会,然后决定怎样更好地品尝它。我来到了我家后园子的沙果树下,坐在摆放在那里乘凉用的石头上,她俩也跟了出来。在她们走到树下的时候,每个人的月饼已经咬下去了两口。 她们两个一起挤在另一个石头上坐着,与我面对面。黄春梅要多占出很多地方,她怕把受到全班女生羡慕的粉色纱巾料子裙儿弄脏,掀起来让短裤挨着石头坐,把搂到一起的裙子角顺着两条腿中间耷到地上,垂在两条腿中间往腿下拖到了地面上,两条腿使劲往前伸着,想把脚顶到我坐的的石头上,但没有够长,她就不断上下轮换抬动着两只脚捶打着地面,一边抻着脖子看了看我手里整个的月饼,问我怎么不吃呢?我说等你们吃了了好馋你们。于是她也不吃了。转头又开始看高江江的月饼。 高江江好像没有听到我俩的对话,自顾自闷头啃着月饼,我看着她把露出的青红丝用舌尖儿与上牙轻轻地叨着拽了出来,又用舌尖儿卷到到嘴里嚼着。我和黄春梅就一直看着高江江一根一根拽着青红丝,一口一口啃着月饼皮,一点一点把一块月饼吃完。然后黄春梅哈哈大笑了起来,举着她的大半个月饼冲着高江江从石头上蹦了起来,在地上转了两圈,裙子还没有从腰上落下来。转完之后她弯腰把月饼伸到高江江眼前说,你没有喽,你没有喽!高江江这时才发现,自己又要被黄春梅耍了。她抬起眼睛瞅了瞅我。 她已经习惯于这样,任何时候任何事情都瞅一眼我,然后要么我去做,要么我告诉她怎么做。 我看了一眼黄春梅,她还在那里来回摆着月饼笑,我也跟着哈哈笑了起来。高江江的脸红了,可能是自知没面子,也可能是因为自己的月饼没有了看到我俩人手一块,有些心堵。她讪讪地说:“没有就没有呗,反正我吃到了。”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是底气明显不足。 黄春梅因为取得了手里有月饼去馋高江江的机会,仿像取得了一场什么重大胜利,越发狂欢起来。本来高江江不一定有多介意自己的吃没了,但是被黄春梅的幸灾乐祸搞得颓丧不堪,居然嘤嘤地啜泣起来。但是这并没有使得黄春梅停止她的嗤笑。 我有些看不下去了,低头瞅了一眼自己的月饼,使劲地掰开了两半儿,分给了高江江。看到我的举动,黄春梅挺愕然,因为半块月饼可是半年的期盼,我这么轻而易举地放弃了半年光阴。她停下了狂欢,冲我骂到:“你给她干啥呀,死蒜头鼻子!”“我愿意!”我回了她一句。 我的鼻子长得又圆又大,大人们说那是蒜头鼻子。在我看来,这种鼻子在我脸上显得很丑陋。黄春梅非常知道我的痛处,她最解恨的就是骂我死蒜头鼻子。 骂完蒜头鼻子,黄春梅不解恨,又骂我俩“死两口子,你俩是死两口子!”。一边骂着一边跑回家了,作业没有在我家写。留下已经习惯被她辱骂的我和高江江。我俩没有理会她的离开,我拉过高江江坐回到石头上,一边聊着天一边在沙果树下分别慢慢吃着我的两个半块月饼,直到下午我哥回到家里。 我俩在树下看到我哥偷偷摸摸提溜着书包,在栅栏外抻着脖子垫着脚跟儿往后窗户里瞅了几眼,然后贴着房根儿钻进了他和我的房间。没等他坐下便被我妈发现了。我妈一边吵嚷着质问为啥回来这么晚,一边拎起他的胳膊闻了闻衣服袖子,闻到了烟味。我妈火冒三丈,转身去外屋地拿起笤帚就是一顿暴打。我哥本就顽皮,加上曾经也练过武术,我妈的笤帚疙子对他并没有多少震慑,何况他挨的揍,已经多到锤炼出了他金钢铁骨般的意志了,对于我妈手里笤帚疙子噼噼啪啪落在臀部上,他根本就面不改色心不跳,没有任何痛苦的表情, 反而是我在看着的过程中,感觉自己的屁股在疼。 这是上秋之后我哥挨的第一次打,他挨打最多的是在夏天。自从我被淹之后,我妈我爸就坚决禁止我家所有子女下河里玩耍了,但是这个规定只是给我制定的,因为我大姐二姐根本就对下河没兴趣,而我哥又根本不执行。只有我,从那次之后,就一直怕被不受控制地漂到陌生的地方,永远回不来,所以对河套总是退避三里,根本就不敢往前靠。我哥却因为不能放弃下河里玩水而在每年的夏季都要遭受我妈隔三差五的暴打。我妈检查我哥是否去了河里方法简单粗暴,如果我哥没有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从外面回来,就属于可疑现象,我妈都必须要先用手指挠一下他的胳膊,如果出现了三道白色的划痕,就有证据表明他又去河套洗澡了,不由分说送给他的见面礼就是一顿暴揍。揍他从来都是我妈的事,我爸从来没有打过孩子。我妈揍他的原因也是五花八门,最经典的一次是他带领胡同里的几个孩子,偷偷把后院陈辉家的一共六个罐头用洋钉把罐头盖扎了个眼儿,把里面的罐头水喝得干干净净之后,又原样放了回去。等过了很多天以后陈辉他妈发现时,六个罐头里面已经完全发霉长了绿毛。经过简单拷问,陈辉的弟弟把主犯宋东利和一些从犯一个不落地全都招了出来,结果就是宋东利又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挨了我妈一顿皮带,之后我妈赔了他家六个罐头钱。其他几个跟着喝了甜头的孩子,也被陈辉他妈找了家长,或多或少地赔了点钱,挨了点打。我妈的打对于我哥来说,根本就没起过什么作用,反而练就了抗揍的本领,以致于越来越学会了很多坏习惯,估计都是因为不怕我妈打的原因。所以这次因为吸烟挨揍的结果是,他假装低眉顺眼地顺着我妈的笤帚指向站到了我俩房间的墙根上,事实上却始终坏笑着挤着眼睛看着我和高江江手里剩下的一点点月饼。 好好的中秋月饼被黄春梅和我哥搅得没有了香甜的味道,只剩下了青红丝横七竖八提醒着我,下一次与它们见面,必定得是一年以后。 黄春梅拿着我家的月饼跑回自己家的第二天,同学们又多知道了一件我们两口子同吃一块月饼的事。 我并不介意别人如何谈论我和高江江,高江江似乎也不介意,我俩依然我行我素,俨然真的是两口子。不管什么时候,我都自动自觉地把高江江作为自己的责任来担当,高江江也自动自觉地接受我的担当。 我们就这样毫无顾忌又懵懵懂懂地过着两小无猜的童年生活。但是当我懂事之后,却很遗憾地发现,我的这种担当,仅仅确实只是责任而已。 这个发现是我升入高中遇到了金贝之后产生的。 ------------ 四 初恋 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和高江江、黄春梅同时考上了本市唯一的一所重点高中,一共四个班级,高二分文理科之后,我们分别占了三个。金贝是黄春梅的同班同学,两个都是家庭条件相对不错的女生,自然而然以好朋友的关系走到了一起,然后,黄春梅把她的好朋友金贝带进了我的人生。 在我第一次看到黄春梅与金贝下课经过我班级走廊的时候,我被这个女孩惊艳到了。 当时金贝顺着黄春梅跟我打招呼的声音,看了我一眼,我也恰好正在看她,那个刹那,我俩的两双眼睛投出的光各自走到一半路程,在中间交融会合到一起,又带着对方的那束光一同反馈回到各自的眼睛里。就在我的目光带着金贝的目光回到我眼里的一瞬间,它们把我的眼睛刺到充血了,并迅速将血液充满到我的整个脑袋,我的荷尔蒙被激发了,内心躁动了起来,我感觉自己的脸热了。 金贝的目光很快挪开了,但我的却一直跟着她俩走过去的背影没有收回来。我看到金贝穿着浅灰色带百褶的连衣裙,虽然是一件看起来挺成熟的颜色,但在她身上没有一点违和感,稍稍向后耸起的肩膀,带动着纤细的腰身婀娜挺拔。细软柔顺的披肩长发,用一根简单的皮筋在脑后松松地绑了一下,散出来的短层次部分随着长刘海在耳边边随意地垂着。一双平底黑凉鞋看起来让整个人的重心恰到好处地沉稳。素雅的装扮使得她在黄春梅鲜艳的大红裙子旁边显得那么地脱俗超凡。就这次的一个对视,让我的心开始不能自已。 那次之后的一段时间,我每次下课都一定要站在走廊里,假装在课间休息,其实内心是渴望看到金贝在我眼前走过。也如我所愿,我差不多平均两节课就能见到她一次,因为她要想出到教学楼外面,就必须经过我班级的走廊,所以,也必须经过我的目光。而每次我都在假装与黄春梅打招呼的时候,眼睛是盯着金贝看。起初金贝也看我,但是时间长了,她开始躲闪我的眼光了,于是我发现了她的害羞,也感受到了她内心对我的想法。这让我越发大胆起来,以致于发展到无心听课,下课就出去看她,上课就坐那想她。 我发现自己有了爱的感觉了。尽管我知道全世界都知道我是高江江家的姑爷子,但我从小到大确实从来没有对高江江产生过那种可以称之为“爱”的感觉,她就像我的身外之物,我有责任保护,但却很刻意。而金贝身上有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动我,让我无法自制,无论何时、何地都想去看着她,拥抱她,呵护她。金贝是长进了我内心和头脑中的。 我的成绩堕落了。 我当初是以矿区初中全校第一的成绩考上重点高中的,到了高中始终保持在前三的名次,在高二上学期爱上金贝之后,我开始不把学习当回事了,甚至连假装听课都做不到,经常发呆地期待赶紧下课,我好冲出去迎会我的心爱之人。我发呆的状态不止一次被老师发现喊了名字,直到期末考试我的名次沦落到年级百人大榜以外。 我们学校历年的高考升学率基本保持在50%左右,这里面包括了本科、专科和中专。全校应届班是四个,加上一个补习班,大致是两百个学生,就是说,百人大榜以外的人,常规来讲,当届的高考与大学基本是无缘的。 我的成绩轰动了全校,校长亲自过问了,于是,我的班主任和我的母亲货郎子见面了。 她们见面的结果是,我妈货郎子,不但骂了我,居然还当着同学的面骂了金贝。因为期间我与金贝曾经单独约会过。尽管金贝知道我与高江江的关系,始终对我若即若离,但是她确实在经不住我狂轰滥炸的追求下,和我在晚自习的夜晚逃课去到不远处的公园坐过,而且不止一次。更明目张胆的是,金贝收到了同班男生的情书,被我知道了,我愤怒地与那个男生约了一架,宣告了自己对金贝的主权。 多年以后我无论何时回想起当初打的这个架,都要让自己不寒而栗地后怕一次,因为当时如若不是被别的同学撞见冲了一下,我及时收了手,那个男生势必要死在我的手下。 我从小见惯也学会了我哥和我二姐打架的动作。当时把他摔倒压在身下,双手叠在一起狠狠地掐着他的喉咙,掐得他憋红了脸,眼睛直朝上翻,气红了眼的我,却没有一点要饶过的意思。幸亏一个同学撞见了,喊了一声,我才清醒过来松开了手。如果当时我没有及时收手,那么可能这个世上就多了一个少年杀人犯了。这些事在黄春梅不遗余力的宣扬下,很快就让学校的同学都知道了,最终传到了老师的耳朵,然后传给了我妈。 我妈是一个非常讲义气的人,她骂我和金贝的原因,其实不完全因为我成绩的堕落,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作为高江江家“姑爷子”的身份。这么多年来,我的家里和范姨的家里,已经约定成俗地认为,我和高江江就是一对儿,没有什么异议,也不该有什么异议。 所以我妈很愤怒,并迁怒于金贝。她骂金贝狐狸精,骂她不要脸,指着骂,拍着走廊窗台骂,替高江江表达出了一个女人对另一个抢了他夫君的女人该有的憎恨和悲愤之情。因为我父亲的正派,始终没有给我妈展示这种形态的机会,于是,有一天她积攒了多年的骂人能力在我和金贝身上发挥到了极致。 直到后来我的班主任和校长内心懊悔地认为,找我的家长可能不是最佳的处理方式。 尽管我妈的做法很丢脸,但是达到了效果。金贝转学了。 具体去了哪里,她没有告诉我,也没有告诉黄春梅,至少黄春梅是这么跟我说的。但是学校老师一定知道,不过那是我无法探出的秘密。因为学校必须要好好重新栽培我这个好苗子,不能因为一个大榜百名左右的学生耽误了我的前程,耽误了学校的升学率,甚至丢掉多一个人升入清华北大的希望。 金贝转学后,我曾经发疯一样寻找她,去她的家里,去我们曾经一起走过的公园,去各个普通的高中,甚至去了临市的学校,都没有打听到。找她的期间,我经常性地旷课,对于老师乃至学校的处分,以及我妈的打骂,我爸的叹气,我范姨的指责,我都毫不理会,如果理会,就是和他们的正面冲突。最严重的冲突升级到了我的离家出走,才使我妈不得不假装败下阵来,但是暗地里她依然在运筹帷幄地寻找继续与我对阵的时机。现在回想起来,我置身事外去看那时候的自己,绝不能算作是那时自认为的激流勇进,只能归作是青春期的逆反,只是我把青春期与逆反期战线延后了,延到了高三开学。 高二下学期大榜放出来了,高江江全学校文科第五名,那是我曾经最不好的名次。现在,我的名字宋东强赫然排在理科第八十七位。本来八十七这样的名次不能引起我内心的波澜,毕竟我已经在金贝进入心里之后,把学习这件事挤占出去了,我毫不惋惜。但是高江江第五名的位置,着实刺了我一把,因为她历史最好成绩是全校六十一。我不知道高江江在这期间是经历了怎样的心理历程,能让她做到这样的翻天地覆破茧而出,把成绩冲到这个高点。多年以后,当我亲历她在工作当中所展现出的非常人的不懈努力,才让我理解了这个时期她能做到这个结果的必然性。 暑假回家之前,我不动声色地帮着高江江打包好了行李,让她自己等我范姨找单位的车来拉回家。尽管和金贝好了之后,我曾经有意疏远了高江江,但依然在生活上帮助她,而她也默不作声地依然接受我的帮助。这种疏远我开始还有负罪感,时间长了,就慢慢淡化了,以致于我曾经反思过自己对高江江的感情,我发现那不过是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形影不离造就的彼此依赖感,以及我被范姨给了第二次生命之后应该承担的责任感。我们之间从来没有爱情,有的只是纯粹的亲情。在后来的人生当中,我发现了高江江也有这样的同理心,我们都是责任放在第一位的人。 我帮高江江打完行李正要走出去的时候,她淡淡地对我说,“帮我拿到一楼你宿舍吧,我妈来了和你的一起拉回去。”一直以来,范姨来拉行李,都是把我的也一同拉回去。但是这次,我虽然在金贝的事情上从来没有妥协过,但也是自知理亏,就没想用范姨拉,打算自己坐公交车扛回去。 自从家里知道了我和金贝的事之后,我范姨虽然没有像我妈一样破口大骂,但是也对我明确提出了批评,她认为,我这样的行径,(她把我和金贝的事称之为“行径”),明显是背信弃义的,是背离了一个言而有信的人该有的道德标准,我必须要自我反省。我对于范姨的批评从来没有反驳,也没有提出异议,确切说是我不屑于与任何人争辩。如果说在我五岁坠河的时候,是自己不知道深浅,那么现在,我非常清楚自己正主动踏入激流,我甘愿在激流中前进,或者说处于激流之中无法前进,我也无所谓,除了金贝,我什么都不在乎。尽管我的周遭都是涌动的暗流,它们正冲击着我的双腿,裹挟着把我拖入我不愿意去到的地方,但是,我依然不会妥协,哪怕是死。就像当初在所有同学的嘲笑孤立之下,我依然毫不畏惧地对高江江好一样。 “不用,我还要在学校住一段时间学习。”尽管我不妥协于范姨对我的指责批评,但是我需要保有自己的基本底线,我不能没皮没脸地在伤了别人的心之后,还若无其事。我承认我伤到了她们,至少对范姨是这样。所以,我拒绝了高江江的好意。我对她说:“没事,我在楼下窗户能看到你妈来,来了之后我就上楼给你搬行李。”高江江没有再强求我,她不会强人所难,这是她一辈子的优点。 范姨带了车过来之后,我先跟她打了招呼,然后默不作声地听着司机的谈笑风生一趟趟往下扛高江江的行李装车。范姨总体算是给了我面子,回应了我一下,也礼让了一下要帮我一起拉行李,我谢绝之后,她也没有多说什么。和我母亲比起来,范姨是非常识大体的人。 那时候学校放假是不允许存放行李的,必须都要搬运走,但是进入高三的话,可以向学校申请,经批准之后可以留校一段时间进行自学,但是必须严格按照校规进行正常作息时间管理。我根本没有要学习的想法,我骗别人可以,但是骗自己就没意思了,所以,送走他们之后,我在学校硬挺了一天,自己拖拖拉拉把行李和洗漱用具分两趟倒腾回家了。 ------------ 五 石滩 在我还没有想好如何在这个暑假来应对所有人的责问的时候,我人生第一次面对的亲人死亡,让我的行径从此以后不在是个值得提及的大事。之所以把他称之为亲人,是因为如果他活到现在,那么我对他的称呼就是“岳父”了,遗憾的是在我喊他“岳父”之前,在那个暑假他离开了。 本来他的离世于我也无所谓,但是,他离世的时候我目睹范姨此生最无助的哭喊时,让我知道了人生不是所有的离开,都能挽回;也让我知道了,人生,真的不能什么都可以无所谓,比如,责任。 他死于溺水。 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我曾经溺水的倭垦河上游经过筑坝拦截建成了水库,作为民用水源地。据说蓄水量规模达到全省第一的水平。 那天高江江的父亲高伯伯与翟建国的父亲下班后带着自制的网鱼的篓子,去水库闸门下游网鱼。网了一阵没有收获,翟建国的父亲不太甘心空手回家,就喊着高伯伯溜达到了大坝平台上察看,试图到坝里的水域碰碰运气。大坝的里侧是水泥斜坡,那里没有台阶,斜坡角度非常陡,而且湿滑,是严禁人进入的,但是翟建国的父亲坚持要进到下面去,而他自己并不敢冒然下去,就怂恿高伯伯,高伯伯是一个非常老实厚道的人,经不住同行人的再三劝说,就在翟建国父亲的把风下擅自翻越了护栏进去,结果连站立的机会都没有给他,他就顺着斜坡滚进了水库里,在挣扎了几分钟之后,高伯伯终于没有争取到后悔的机会,直接溺水死在十几米深的水库里。 范姨赶到时,她的丈夫已经被打捞上来,平躺在那里,被宣布了死亡。 范姨这个一向沉着乐观的女人,在那个时刻,不顾一切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哭喊,那是一种哀嚎,里面包含了范姨不甘心的疼痛和束手无策的绝望。她确实不会甘心,毕竟这个女人,这半生还没有输过什么,单就急救常识而言,不管是科学论述的,还是民间流传的,她都能知晓并会加以运用,然而面对已经死去的丈夫,她现在却回天无力。 范姨的哭喊在那个下午穿透了整个水库库区,也穿透了我的心。我的心脏开始颤栗,不断地颤栗,仿佛有人用手抓了一下松开,又抓住,又松开,我的心就接连不断地颤栗。那个时刻,我流泪了,是我作为成年男人的第一次流泪。我眼前呈现出了记忆中别人描述的我被范姨倒背着奔跑的画面,于是我试图背起高伯伯努力一次,但被范姨阻止了,即使面对这样的悲痛,她依然理智客观,她知道高伯伯已经彻底失去了跟我一样的幸运。 在我不由自主抱住嚎啕大哭的高江江的时候,我在内心坚定地给自己做出了人生承诺:我不该放弃这个女孩儿,我也不应该放弃范姨,我应该替高伯伯去挺住他们的家。 一个人很难幸运到一生施救两命,范姨用此生唯一一次胜造七级浮屠的机会挽救了我,我必将用一生去回报这个挽救。这,不单单是责任,也是良心。 我抱着高江江痛楚地提醒着自己。 在处理完高伯伯的一切后事之后,整个假期,我都自觉地呆在范姨家,做着屋里屋外我能做的一切事情。 她家的房子已经翻盖,三间红砖瓦房,前脸用马赛克瓷块儿镶出了“福”字的图案,院子的水泥地面被花墙规整地围住,花墙上整整20个盆栽,是高伯伯生前的最爱。我每天都拿着塑料管接到自来水上浇花或冲刷院落,因为范姨是一个特别爱干净的女人,如果条件允许,她决不容忍一丝灰尘。冲洗完之后再把前后园子里种的各种蔬菜打理一番,除草,支架,去黄叶子,驱虫。能做的,我都义不容辞承担下来,我似乎成了这个家里顶梁柱。 事实上,此时的这个家确实需要一个顶梁柱。范姨在丈夫过世之后,受到了沉重打击,有些一蹶不振,对家里的任何事情都表现得很冷漠和无动于衷。曾经必保精制俩菜一汤的一日三餐,已经由我笨手笨脚勉强应付的粗茶淡饭替代;曾经对高江江弟弟高山的嘘寒问暖,也由我对他的训导和放养式看管所取代;曾经对高江江和她姐姐的穿衣打扮气质培养的建议,也被我随便给她们把衣服洗干净就拿去穿的敷衍了事给忽略掉。 在范姨事无巨细无微不至的一手呵护下,全家的大人孩子谁都不用对家务事费一点点心,只需要擎等一切现成的就好了,基本已经养成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习惯,以至于高江江的姐姐高洋洋已经参加了工作,却依然不会使用洗衣机,全家所有人的衣服都是我洗。所以,当范姨的呵护突然撒开的时候,几个孩子谁都无法适应这种全方位照料的缺失,整个高家陷入了极度恐慌的氛围之中。我的驻扎,让他们每一个人的情绪得到了缓解,我所尽的爹妈的义务,也让他们的生活状态得到了初步稳固。 整个高家就这样由我接管了。 ------------ 六 宋玉群 我之所以能够毫无牵挂地全身心帮助高家,也得益于我良善的家人对我的支持,以及我毫无后顾之忧的家庭条件的支撑。 当年我二姐被我妈送到我姥姥家上学以后,她依然不改江湖豪侠的本性,在那个农村学校里依然雄霸天下。 由于她在班里学习很好,又胆大开朗,老师选了她当放学排队回家的排长。 一次放学,她因为一个男生站列不整齐训了几句,男生不服气,和她顶了嘴,我二姐不由分说就给拽了出来,由于用力太大,把那个孩子袖子上的一块补丁给撕掉了,男孩一气之下飞快地冲向我二姐,试图撞倒她,但只是使我二姐来了一个趔趄,而这个趔趄依然激怒了我二姐,也就是红旗小学二年二班班长兼四队方向排长宋玉群,这是后来学校的批评通报对我二姐的全称。宋玉群极致地发挥了自己的打架本能,三下五除二,拎起男生的后脖领子一个腿绊儿把他撂倒在地上,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顿拳**加,把男生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只有坐在地上畏缩成一团大哭的份儿,直到其他的孩子找来了老师,才平息下来。后来的结果是宋玉群被撤销了全部职务,遭到了全校通报批评,她的家长,也就是我的姥姥,被学校及男生的家长骂了个狗血喷头,灰头土脸。 这件事并没有使我二姐宋玉群有什么收敛,反而进一步稳固了她学校一霸的地位,她由此笼络了一帮“手下”,每天一群男男女女的小孩子跟随着她,连书包都有人替她背,俨然一副社会大姐的做派,这更加助长了她天不怕地不怕到处杀富济贫惹是生非的恶习。 然而,也正是这个恶习,改变了我二姐的人生命运。 那段时间,每天晚上我的姑姥爷都和其他好多邻居,少说也有十几二十来个大人,聚集在我姥姥家,他们全都围坐在炕上,有的抽着旱烟,有的乐呵呵地低头往折好的一屡烟纸上饶有趣味地溜着烟叶,个个喜笑颜开,高谈阔论。他们当时说的很多话我二姐都没有理解,但却从满屋飞扬的豪情壮气中归纳出一个中心话题,那就是“打倒了***”,而那时她懵懂的心灵里,一直以为“***”是被他们这群人给打倒的,她很遗憾自己没能亲自参与到打倒***的战斗中来。之后,在她心里深深埋下了要把一切坏人都打倒的志向种子。 几年之后,机会来了。我姥姥派她去给在大队部值夜班的大舅送饭,知道她艺高人胆大,大舅也没有催促她,就在那里玩到很晚才回家。黑灯瞎火的路上,我二姐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拿着手电筒一边胡乱到处晃着,一边蹦蹦跳跳往家走,每路过一个有狗的人家,都要引起一阵狂吠,主人出来看看是个女孩子,便向狗吆喝几声回屋继续睡觉了。 快到我姥姥家的时候,在这些狗和人的声音里,我二姐隐约听到一个不同的叫声,是一个女人断断续续的呼喊,顺着喊声她挨家挨户排查到了姥家斜对面一户人家的院子前,屋内没有开灯,隔着窗户她听到屋内有打斗的声音,似乎一个女人被人捂住了嘴,依然含糊不清地喊着 “放开!放开!混账!”这不能不管!我二姐本就是没有机会打架创造机会打的主儿,这热闹来了怎么能错过。于是她亢奋地敲起了房门,大声喊到:里面的大婶,谁打你?开门,我帮你揍他!里面暂时停息了打斗,随即传出女人疯狂的大喊:“快去喊人救命!”。估计里面人听出来外面是个孩子,所以女人只是希望她能帮自己喊大人来。 后来我二姐知道,她这是在吓唬男人,希望他能够就此放手。 这时一个男人粗暴的声音传出来:“滚!谁家的小狗崽子!”我二姐可不怕什么男人不男人的,她只要认定了有人欺负人,就要去打倒那个欺负人的坏人。随着里面女人一声声的喊叫,她等不及有人给她开门了,自己操起院子里的一把镐头,“咣”地一声凿在门玻璃上,稀里哗啦的玻璃碎了下来。她举起手电筒,照见了地上一个浑身上下光溜溜的男人,正在使劲按住并撕扯着一个奋力自护的女人。她不假思索地把胳膊伸进还有残留玻璃茬子的门里,拉开了门栓,拎着镐头冲进去就往男人身上刨去,男人被这突如其来的镐头吓楞了,慌忙一翻身滚到了旁边,我二姐并不罢休,抡起镐头继续刨,这次刨中了他的左腿,疼痛和愤怒使这个男人瞬间火冒三丈,爬起来冲向我二姐就抢夺镐把,但是我二姐绝对不是个怕事儿的人,这时也是一不做二不休了,手里握着镐把死死不放,几个回合下来,见自己的力量有些抵不住的时候,她来了个好汉不吃眼前亏,发现自己的个子弯下头正好可以咬住男人的手,于是,我二姐吭哧一口下去,男人的手便血淋淋了,下口咬的同时,腿下也不忘狠命狂踹男人刚刚被刨过的腿。这时候地上的女人也捡起炉铲子,照着男人后背猛拍了下去,终于在我二姐和女人前后攻击之下,这个男人带着浑身伤痛败下阵来,一瘸一拐地抱着衣服想休战往外逃,宋玉群哪是那么容易饶人的人,还没有看清楚这个人的面目呢,她拿着镐头横在门前,向女人喊到:“大婶,把灯打开,我看看这个坏蛋长啥样!”女人并没有开灯,我二姐以为她没听见,便亲自用镐头推着男人走到灯绳前,拉开了灯。 灯光照映下,拽下男人捂着脑袋的衣服,我二姐看到了我姑姥爷的脸。 不谙世事的宋玉群,只是以为我姑姥爷在欺负大婶,刚要质问,没有想到我的姑姥爷居然扑腾一下跪了下来,开始哀求她,求她不要跟任何人说今晚的事,宋玉群还没有反应过来,那个大婶也跪了下来,哀求她:“放过你姑姥爷吧,不要说出去啊小格儿!”宋玉群懵了,她不知道自己的见义勇为怎么成了这个结果。不管怎样,她还是答应了这两个人,前提是也要他们答应,以后不许再来欺负大婶,否则就会说出去。 这个事情就此过去,直到多年以后,我姑姥爷因流氓罪被判刑,我二姐才偷偷和我说了出来。原来我这个在大队当会计的姑姥爷,早已经对对面的大婶垂涎三尺,为了能伺机接近她,他经常有事没事来姥姥家闲聊,而且每次都一定坐在北炕上靠窗的位置,这样从窗户看出去,正好能瞄见大婶在院子里的一举一动。他去骚扰大婶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但都没有得逞。大婶虽然独身一人,但是非常自重,知道姑姥爷是有家之人,而且是大队干部,所以总是敬而远之。直到那天姑姥爷不知道怎么事先钻进屋里藏了起来,一直蹲到半夜出来想**大婶,不巧被我二姐撞见。 不管我姑姥爷的内在品质有多么败坏,但是还不忘做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所以,他为了保全面子,也为了大队会计的头衔,不惜给他的孙子辈儿的人下跪求饶。而大婶因为惧怕报复,也宁愿以息事宁人的态度解决这事。 之后的事情就一切归于平淡,我二姐信守了她的诺言,我姑姥爷和大婶也信守了诺言。我二姐与大婶再次正式交集时,已是两年之后了。 八十年代初年,身为日本遗孤的大婶,被日本亲人接回去半年之后,因为不习惯那边生活,重新回到了养父母家的红旗公社四队,事实上她的养父母早在十年前已经双双过世,只留下她孤独一人守着那个贫困的家。养父母是一对残疾人,因为不能生育而收养了她,而她自己因为是日本人留下的种,一直不受人待见,以至于到了三十多岁快四十了还没有人愿意来提亲。 从日本回来之后,大婶做了个决定,收养我二姐做干女儿,从此她将一生不嫁。我姥和我妈以及我父亲出于对这个单身女人的同情,同意了她的请求,而我二姐倒是抱着救世主的心态欣然接受了这个保护大婶的任务。 我二姐的干妈日本名字叫山田美子。山田美子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将日本亲人送的一些高级衣装和电器慷慨地送给我的姥姥和我家,邻居们都艳羡得不行。以致于我家此前买的日本声宝牌电视,都曾经被别人误认为是我二姐干妈给的。 事实我家电视早两年就买了的,那时候我二姐并没有认山田美子做干妈。 由于我爸是七级工,而且我妈也上班,我家生活条件本就比较好的,所以,在1980年就买了部电视机,12寸黑白的,日本产声宝牌。这在当时是一个挺轰动的事。我家树起的10多米高的电视天线,傲然耸立在我们的矿区中,极力彰显着它主人家的与众不同。 由于爸妈都是比较好客和善良的人,所以我家从此就成了公共的小电影院,方圆几里地不管认识不认识的人,都来我家看电视。每天晚饭过后,人们陆续赶来,大都自己带着小凳,不带凳又挤不下的也能站到外屋看到很晚。 后院的陈婶家近水楼台先得月,每天吃完饭也不收拾,就带着陈辉兄妹三个抢先来到我家,一齐占到炕上的有利位置,而陈婶更是常常躺在那里看的,羡慕得很多小孩埋怨自己的家长跟我家关系不好,其实事实是他们没有提前来占位置,而这样的待遇连我们自己都羡慕的。 我记得黄春梅每晚都领不同的小伙伴来我家看电视,每次都很炫耀地介绍着我家的电视,仿佛那是她家的。 那时的白天是没有电视节目的,否则我家就彻底成了公共场所。即使这样也要亲眼看到屏幕上打出“晚安”,最后的几个人才余兴未尽地离去。 那时人们到我家是名副其实的“看电视”,并不是为了看什么电视节目,因为那时根本没有什么精彩的内容,直到很长时间后才有了电视连续剧,我现在仍记得《敌营十八年》,《凡人小事》这些火爆一时的电视剧,现在的孩子可能闻所未闻。 我家的电视早期最大的贡献是让我们的邻居们看到了审判江清。我还记得江清大喊大叫又被公安带走的情景。那段时间到我家看电视的几乎都是大人,他们很激昂地谈论着,我看出他们好像很解恨的样子。审判最后一天电视解说员说两年之后再审她。我当时说了句“两年后咱家电视不坏还能看到”,还被妈妈骂了一句。因为她觉得我的话晦气,好容易买的电视被我这样诅咒会很不吉利的。 那台电视让我和我的邻居们小伙伴们耳濡目染通过它了解很多经典纪事和社会知识,诸如中国女排84年起的五连冠的辉煌,我们就有幸亲眼观看,而现今很多人都是听说而已,所以不能真正体会20年后雅典奥运会女排重新夺魁的辛酸所在。通过它我们了解了环保,了解了科教,了解了人文,了解了我们国家一步步的变迁和强盛。 所以,我到现在都对我家最早的那台电视抱有感激之情,它象一个风烛的老人,在平实的岁月里,一点一点教会我感知社会,感知人生。 话扯得远了。在后来的几年里,山田美子有我二姐的陪伴,性格也开朗了许多。为了让她女儿也就是我二姐,更好地见识世面,她俩经常往返于中国与日本之间,这让我二姐成长了许多,性格不再乖戾,变得知书达理,在日本人面前充分保全了中国少年的体面。 而我二姐不管如何奔波于中国和日本之间,却从来没有对日本国有过任何的向往之心,她与生俱来的刚直不阿的品性,造就了她绝不媚外的爱国热情,这让我一生佩服。 到了后来,我二姐职高选择了旅游专业,在校期间就取得了带团导游的机会,我父亲母亲、我姥姥以及她的干妈,都经常被她带着跟团出游,一边把能孝顺、该孝顺的老人全部照顾到,一边小小年纪就开始积累起了身家。 从我上高中开始,我二姐宋玉群就已经在市中心地段开设了一个旅行社和一个国际特色特产商店,一年四季从全国和全世界各个旅游胜地往回发运紧俏特色商品,由我妈负责看店和销售。那时候我大姐宋玉莲也因工作在百货商店,利用与供应商接触的机会和渠道,隔三岔五倒弄些锅碗瓢盆;我哥宋东利工作在煤矿,时不时往家里拉回来几车好煤块、弄回来一些新的旧的矿山设备或配件,这些东西都拿到宋玉群的商店里出售。 在这样的条件下,不管是靠个人努力,还是钻了政策空子,总之我家成了先富起来的那一批。 也就是在这样一种衣食无忧的家庭条件下,我得以全心照顾高家老小。 ------------ 七 改变 高三开学后,我成了全校师生眼中的另一个人,既不是入学之初性格开朗的学霸,也不是逆反时期性格乖戾的情种,我变得沉稳寡言,神色凝重,每天在教室、寝室和食堂三点一线中穿梭,虽然没有达到一心只读圣贤书,但却完全做到了两耳不闻窗外事。 因为我真的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听闻其他的事情,我得抓紧时间把成绩赶上来以确保第一年应届完成高考升学,然后尽早毕业,我得全身心履行我作为姑爷子的职责。 那个时候,我已经成了高家事实上的姑爷子,一个暑假里,我与高江江有过两次事实行为,这种行为我认为我岳母当年是有所察觉的,但是她并没有声张出来,一方面是因为她当时处在低靡消沉的状态里无暇顾及,另一方面,或许她为了保全女儿的名声。 那一年我十八岁。如果人生需要成人礼的话,那么我送给自己的是一份责任,对高家的责任。 我把自己与整个高家捆绑到了一起,不单单是高江江。以我当时的想法,这是我该有的担当。 对于我的改变,最高兴的莫过于我的班主任孙老师,这个曾经因为我在金贝转学之后拉上其他三个同学一起剃了光头而在讲台上一边痛哭一边往我们四个脸上狂扇耳光的女老师,这时候拿出了慈母般的耐心和小心,全力扶持我追赶成绩。 也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八十年代最后那个年头的七月7、8、9三天,骄阳似火,让人烦躁,但我依然怀着稳操胜券的信心,完成了高考。 那三天我和高江江以及黄春梅三个人,由黄春梅的父亲全程陪考,中午又安排我们三个一起吃饭店。 黄春梅父亲那个时候已经开了私家诊所,他年轻时是煤矿医院下辖卫生所的大夫,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就辞职自己开了私家诊所,几年之后水平越来越高,胆子越来越大,诊疗项目已经扩大到内科、外科、牙科、骨科、皮肤科等等涵盖当地居民所能患得的所有疾病的科目,采用中西医双管齐下的方式,倒也医好了很多疑难杂症,在方圆几十里积累了一定的声望,也积累了不少钱财。在他家的独女黄春梅高考这件大事上,他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求了别人单位的公车,每天早上捎带上我和高江江,载着他和黄春梅一共四个人风风光光地抵达考点,我们进去考场后,他就在校外的树荫下等候,完全甘愿放弃诊所里的一切事务。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黄春梅的父亲,这个我们从小就害怕的男人,在我大学第一个学期期间,被陈辉的父亲用煤矿**炸死了,起因是他和陈辉的母亲由年轻时候的地下情开始转为肆无忌惮地公开姘居。陈辉父亲忍无可忍,终于有一天晚上在酒后壮胆之下,背着**到他的诊所里引爆了,他和陈辉母亲当场殒命,陈辉父亲也把自己送上了不归路。随后黄春梅终止了高中复读,回家接管了父亲的诊所,但终归因为发生过血案,支撑不久便因为病患客源中断而关闭,她和母亲带着巨大的伤痛和不菲的家财搬离了矿区。而陈辉则带着他的弟弟妹妹共同承担着来自生活、舆论以及失去双亲痛苦的多方压力,艰难地继续在我们的**同里生存着,直至终生陈辉都背负着耻辱、悲伤、怨恨、歉疚等等诸多无以言述的矛盾枷锁,无法从这种沉重的阴影里解脱出来。 四年以后我和高江江在各自的大学里毕业分配回到家乡后,无论见到黄春梅还是陈辉,不管我们如何自觉回避这个事情,都依然能感受到他们各自内心的压力和强颜欢笑的尴尬。 ------------ 八 成家立业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在市机床厂供电科工作,高江江分配在市工商局政工科。 我报到时,已经下海经商的我哥宋东利,分两批宴请了厂里和科里能管到我的大大小小的官儿,在那种吃着吃着就放下筷子进入场地中间大跳交际舞的酒店里,官儿们在我哥推杯换盏下,各个喝得里倒歪斜,纷纷拍着我的肩膀放出豪言壮语,“东强啊,好好干,前途包在我身上!”“东强,不要见外,有啥不明白的,尽管说!”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家里给我哥和我二姐摆场子拜师傅学武术的热烈场面来,虽然现在是以我为中心,但是我依然觉得自己跟小时候一样,无法融入这个氛围,我发现了自己跟他们的格格不入,我刚踏入社会的第一脚,就在内心里把自己边缘化了。 我作为供电科技术员当中唯一的本科大学生,加上我哥宋东利的上下打点,自然得到了格外的关照,一入职就在厂领导的带头下,被称作“宋工”,厂里从领导到工人都非常敬重我。所有的施工图纸,工人师傅都要找出各种借口让我重新审核一下,现场也要请我亲自做下理论上的指导,我当然也会认真负责地严格把关。 这种被人高度推崇的境地,反而使我感觉别扭,有种虚高的压力。 但低调并没有影响我出人头地,两年之后技术主管提拔,我就接任了。 在我接任技术主管的前前后后,我确实为厂里做出了相应的贡献,在我的合建议下,厂里对变电所加装了电力电容器,提高了功率因数,降低了电费支出,三个月即收回电容器成本,全年下来节约电费超过20万元,受到了厂领导高度赞扬并进行了嘉奖。我利用半个多月废寝忘食的加班加点,在整体布局基础上添加了分区小图,重新绘制了供电系统图和线路示意图,出图后极大地便利了电力调度的指挥和工人作业施工,受到了全厂上下一致好评。 在我升任技术主管的当年,我结婚了。 之所以毕业两年之后结婚,是由于高江江的姐姐在我们大四期间因肺结核病错过治疗病逝,按照风俗习惯,家有丧事不足三年,不允许操办喜事。所以尽管我每天除了工作,还要在我自己家和高江江家两地不停周转,忙得不得停歇,也必须得等到高洋洋丧期结束才能名正言顺让范姨一家跟我一起住到我的新家里来。 遗憾的是,在我终于成了范姨法定的姑爷子时,她却再也无法知晓。 在我和高江江上大学之后,我范姨由最初的抑郁,发展到精神疾病,成了精神病患者,她们的家彻底垮掉了,毫不自立的高洋洋不但脱离了母亲的照顾,还得担负起对疯妈妈的看护,对于这种生活上的极大落差,她无论心理上和身体上,都难以承受。在艰难地支撑一阵之后,不知不觉中患上了肺结核,在我妈发现她咳血带她到省城医院检查时,已经严重错过了治疗时期,因缺少关心且自我保护意识太低,高洋洋年仅25岁,便因贻误病情离开人世。之后高江江几次三番决定退学回家照顾范姨和弟弟,都被我劝说阻止,后来范姨被高江江姨妈送到精神病医院常年住院治疗,高山因不愿意到姨妈家居住便独自留在他们家的房子里继续读他的初中,我的母亲和两个姐姐便担负起照顾他的责任,同时我们家担负了高山和高江江全部的上学和生活费用。其实范姨本身也是有工资的,只不过我妈考虑高山今后成家等等一系列事项的需要,便让高山将范姨的工资钱完全存起来不要动,他和高江江的一切费用由我妈定期给付。 那是九十年代初期,我们家里因为有我哥宋东利和我二姐宋玉群风生水起的事业,早已经成为矿区内赫赫有名的富足人家。多供养两个孩子完全不在话下,何况我妈本就是将义气摆在首位的人,毕竟范姨当年是救过我命的人。 我妈虽然自己可以付出一切努力救助范姨以及她的孩子们,但是在邻居和朋友的鼓动之下,她私心里也盘算过要给我和高江江悔婚。即使我们没有纸面婚约,但是多年的口头协议,已经将我和高江江的终身大事无可争议地绑定到了一起,而且世人皆知。所以,如果把我俩分开,就可以定性为悔婚。 我妈的担忧不无道理,如果我俩结婚,那么我就要背负范姨和高山的终生,这是两个拖累无极限的包袱。我妈的意思,我家可以永远资助高山,也可以永远照顾范姨,同样也可以永远在高江江需要时提供全力支持,但是最好不要成为法律意义上的责任和义务。而且自从我毕业以后也有太多太多的给我提亲的人来说媒,我妈即使再有定力,也扛不住来人的花言巧语鼓动。所以,她本不坚定的心早就开始动摇,经常劝我放弃高江江。 但我妈也是早就领教过我的倔强的,知道对于我这个认定了就绝不回头的人,除非我自己想要做什么,否则包括她在内的任何人都不可能主宰我。所以,我妈也只是本着敲敲边鼓能成则成、不成则停的态度,最终接受了我不但把高江江娶进门,也把范姨和高山接进家的决定。 婚礼那天,我二姐给高江江准备了价值上千的红色钉珠礼服,并带着她去高档发廊做了一个价值200元的新娘发髻并化了妆;我哥请了录像和照相队伍,两个穿着浑身是兜的马甲的人扛着影像设施,后面分别跟着一个拎包的助手,全程将镜头对准我和高江江,弄得我俩都非常不自在。高江江本就是非常内敛不喜热闹的人,加上成为别人话柄中带着母亲出嫁的人,我能想象她面对这种喧嚣的场面,内心有多羞愧。我一再小声安慰她,再忍耐一会儿仪式就结束了。但是从早上四点开始全副武装接亲一直到下午所有仪式结束,整整十个多小时,我俩就在人群的轰挤中配合着接亲婆、婚礼主持、摄像师、照相师等各个环节阶段负责人的摆布,在别人看来是出尽了风头,但我俩心里却感觉是糟透了罪。尽管这是我眼中高江江有生最漂亮的一天,但这种形式上的美丽并没有带给她内心的快乐。 高江江是中国传统审美中的漂亮女人,她不但浓眉大眼,还有着异常黑密的长睫毛,像一帘羽扇一样嵌在她略微遗传母亲下斜的双眼皮上,给瞳孔罩上了一层黑色的梦幻色彩,微厚饱满而略翘的嘴唇,在坚挺的鼻翼下方,因内心的波动轻轻微抿着更显圆润。精致的五官配在她清透白嫩的面庞上,看上去显得唯美、沉静而忧郁。 我感受出她隐隐的抵触和压抑,每一个送来的祝福,似乎对她都是一种嘲笑和怜悯。但这也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安排,因为我既然想娶高江江,就得按照我哥和我二姐的安排,通过给我操办一场盛大的婚礼,来展示他们非凡的地位和实力,通过宣扬我们家族接纳孤儿寡母的先进事迹,树立他们在圈中的良好公众形象,创造他们生意场上更多的人脉资源和发展机遇。 我不得不给他们这个机会,如果我按照家里意愿娶了别的女孩子,我还可以任性一下去决定如何按照自己的意愿操办婚事,但现在我不能在造成他们因为接纳我岳母而多支付一万元购买大面积楼房费用的情况下,还厚着脸皮要求他们再如我其它所愿,何况这也造成了全家人对我今后生活前景的担忧,因为谁都说不准我今后要为高家所有人承担多少压力。 做人总得有些必要的退让,这与倔强和正义无关,是权衡利弊之后摆在眼前的唯一出路。所以,我平和地接受了家里对我婚礼的一切流程安排,我暂时没有能力独自给高家老小更妥善的生活,而且我也不能脱离家里的亲情,不能肆意破坏我家多年建树起来的伯埙仲篪、和气致祥的家族形象。 顺利地屈从,是我给自己的最大体面。 高江江就这样背负着自卑嫁给了我,尽管她早已经感受到了我家里态度的异样,但她在我面前一切由我做主的习惯,让她没有选择的能力,一切听从我的决定,就是她的决定。 同样自卑的还有我的内弟高山,这个已经考取重点大学的高材生 ,已经婉拒了我家里对他学业的支助,靠勤工俭学还能每月给我岳母邮寄回一些吃的用的。但对于母亲的看护,他却无能为力,只能怀着极大的心理压力由姐姐带着母亲出嫁。 婚后的第二天,岳母便制造了无端的麻烦。 由于要送回来参加我们婚礼的高山去火车站乘车返校,我哥开着他的212吉普车,用他手里握着的价值一万多块的大哥大,老早就把电话打到了我母亲的家里,我和高江江给岳母穿戴好,准备带着她一起乘车送站。我哥进来之后,随手把包和大哥大放在了我妈家壁橱的柜板上,一边说他刚喝了酒需要吃点儿东西,让我们抓紧时间先上车,一边自己进了厨房。我妈和我爸往外送着高山并寒暄着让他放心回学校,高江江懂事地与弟弟一起向我妈道谢,在我过去提高山行李包的这一个简短的空挡时间里,我岳母拿起了我哥的大哥大,并利落地从我妈家的四楼窗户扔了出去。我哥宋东利从厨房出来,看到柜板上没有了蔚然耸立的大哥大,只剩下了文件包静静地躺在那里,本能地就想到我岳母,因为他知道我们没有人对他的大哥大感兴趣,而且即使我们谁拿了也是安全的,他不会着急,但只要我岳母动过就凶多吉少,所以,他紧张地拉着我岳母的胳膊问到:“范姨,您拿了我的大哥大没有?”我岳母没有吱声,只是耷拉着眼角往窗外瞄了一下,我哥迅速跑到窗前往下看,已经有邻居站在摔掉了后盖的大哥大跟前往我家楼上看了。我哥怒不可遏,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冲着我岳母大喊起来,“你这个老疯婆子,你扔我大哥大干啥啊!它惹着你了啊?!” 我哥的喊叫让刚刚出了门下楼梯的我们一帮人都站住了脚,面面相觑,一时间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见我哥拨开所有人就往楼下跑,我和高山也赶紧追着他往下跑,高江江感觉到应该是母亲闯了祸,回头往屋里看了一眼,见我岳母若无其事地依然用眼睛向下瞄着地板。我岳母自从精神异常之后,就开始不用正眼看人,总是耷拉着她向下的肿眼泡瞄着看周围。 高江江回到屋里一边问我岳母“妈你是不是又闯祸了?”也不指望得到回答就一边扯着我岳母快步往楼下走,我爸妈也跟着她们娘俩一起下了楼。 楼下我哥已经捡起摔坏了的大哥大要回屋找我岳母理论,被我拦住,劝他先消消火,跟我岳母一个精神病人也说不出来个道理,我哥恼怒地冲我嚷到:“瞅你领个什么玩意儿回来!净他妈地祸祸人!那你说咋办吧?我花一万多买的!”听到我哥问我怎么办,我很尴尬,因为这话明显是问我能不能替我岳母包赔的意思,而我哪里能赔得起。我虽然工作两年也攒了一些钱,但也只是区区几千块,何况都替高江江买了嫁妆,他的大哥大可是一万多块,对我来说是天价了,因为当时我家里给我买的楼房也不过三万块钱。我毫无底气地看着我哥宋东利,心里盘算着我的房子怎样能抵给他一半。 同时我也在心里盘算着我岳母为什么会由以往的只站大街自言自语的状态,转为现在的要破坏东西?那么今后她还将出现什么病态的症状呢?从今以后我要如何对待她呢? 这时高山站到我前面,对着我哥说: “大哥您先不要生气了,怪我们没有看好我妈,我妈的工资钱攒的有六千多了,回学校我就汇过来,剩下的等我一点点还您,您别和我妈生气了!都是我们不对,给你家惹麻烦。” “我不是那个意思高山,关键哥太心疼了,我生意得用啊,我那些客户联系我找不到耽误事儿,要是再买一个得去省城,咱这边没有,再说得一万多块啊。” 我哥虽然能对我喊叫,但对高山他还是从小就有怜悯之心的,听到高山说“给我家惹了麻烦”,他自觉说话过头触到我们两家都回避的实质问题了,便阴沉着脸瞅了一眼高山声音低了下来,再三解释说不是生气我岳母扔东西,实在是大哥大确实生意上离不开,不过说到最后还是回到了钱上。 在我爸出场的劝说下,这事暂时搁置,也没有确定到底需不需要赔。本来定的带我岳母一起送站也不得不让高江江呆在家里看护她,只有我自己坐我哥车去送高山。 高山一路上都很黯然,尽管我哥冷静下来之后一再跟他解释,并试图说些有的没的笑谈,都没有消除他内心本就存在的自卑感,我看到他勉强笑着跟我们道别,然后拎着皮箱带着愧色走进进站的人流中。 这事就此过去。 ------------ 九 刚子 我提拔技术主管之后,在单位成了所谓的“班子成员”,由此单位的很多同事跟我关系更加活络起来,我的朋友圈也越发扩大了。但有一个人,是我主动结交的,他是保管员兼外线班长赵士刚,他比我大两岁,父亲是机床厂总务科的科长,掌管着全厂的一切后勤生活保障事务,所以赵士刚在我们供电科也是广受青睐的青年之一,大家叫他刚子。 刚子是一个非常有工作热情的人,但凡厂里有个什么工作任务,他都能任劳任怨身先士卒,加上初中毕业就招工进到了厂里,虽然年龄只比我大两岁,但工龄却比我多出九年。在我提拔之前,他已经完成入党、聘干的晋升准备,只是因为学历问题,没有进一步提拔,而我作为本科大学生,毕业两年提拔为副科级干部,顺理成章。 我们供电科除了担负厂内生产用电,还对厂区内外家属区居民以及周边商业店铺、个体煤矿进行转供电,对于一个五十余年的老厂,光退休职工就超过了千人,所以,辖区住户超过三千户,在八十年代以前,厂务管理松懈混乱,供电网络十分繁杂,电力流失严重,并且经常发生停电故障。近几年随着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标准化,通过升级改造,系统状态一步步得到改善。但毕竟历史遗留问题诸多,设备设施完好率还不能达到100%,供电故障依然时有发生。目前厂区所有供电线路都由刚子主管的外线班负责维修和维护,刚子也不负众望,只要故障发生,他不论在哪里都绝对会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行处置。 在我提拔技术主任之后,有了权限翻阅各种相关资料,看到了几年前的一份厂报,上面刊登的一篇报道刚子事迹的名为《雨夜》的文章。 是这样写的: 低矮的煤棚里,豆大的雨点在棚盖上急促地拍打着,雨水顺着棚檐急流而下,雷声一阵强过一阵,漆黑的天空一道道闪电激烈地滑过,仿佛要把天给劈开。 刚子坐在棚子里的煤堆上,穿着拖鞋的双脚在灌进来的雨水里浸泡着。家中那只大黑狗温顺地陪他坐在雨水里,与他一同在雨夜里凝望棚子对面主人的房屋。刚子左手搭在大黑狗宽厚的背上,右手接连不断地把已经快灭掉的烟头送到嘴里猛吸着。 对面屋内灯光昏暗,刚子的媳妇在屋里声声不息地叫骂着。“就知道挂念你那破线路,机床厂离了你还不转啦?!和你结婚一年了,你什么时候把家当家了?!你不是想看线路去吗?我让你永远在外面看,再也别回这个家!呜呜……”媳妇越骂越气,不禁伤心地哭了起来,顺手拿起炕上的枕头向着窗户砸了过来。 刚子有些后悔刚才和妻子拉硬。他知道自己每到这样的雨夜总坚持去单位查修线路,让胆小的妻子独自守在家中,多半是自己的不对。而他每到妻子阻止就会和她拉硬,以至这次她终于忍无可忍,把自己赶出屋来。 刚子正郁闷着,突然夹杂着妻子委屈的哭骂声,又一道闪电划亮夜空,一阵闷雷震耳欲聋地劈了下来,院内的大杨树挥舞着闪着水光的树叉,在雨夜里阴沉地随风猛烈摇摆着。 雷声把刚子惊了起来,他望了一眼窗内妻子坐在炕上哭啼的背影,狠狠地掐灭手里的烟头,冲屋内喊了声 “我走啦!”,便穿着拖鞋毅然不顾地钻进了奔向单位的雨夜中。 夜班的大君和王才提着脚扣和安全带,正要准备上车赶赴现场。大君抬头看见刚子光着膀子大步走了进来,楞了一下:“刚子,咋没穿衣服?”“啊,麻烦,这不到单位直接穿工作服嘛!”大君和王才对望了一眼,有些莫名其妙。但他俩知道,这种时候,必然会有刚子到场,有了刚子到场,任何出现故障的线路都不会给大家制造过多的麻烦,什么难题都会迎刃而解。 刚子二十多,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在菱角分明的脸膛上坚挺地透着东北大汉的刚毅。他的职责内掌管着全厂43公里10KV高压供电线路和37公里低压照明线路。他知道,这些电力线路是全厂生产效益的源泉;是工人安全的命脉;是居民百姓生活照明和矿区经济发展的保障。所以,每到线路可能出现故障之前,他都要事先赶到单位进行指挥和部署,自他任班长五年来,从未间断。 今晚由于风大雨大,一号开关所进线电源线路出现短路跳闸故障,需要连夜查出故障点,抢修恢复,以保证厂区安全生产和居民、商户正常用电。 事不迟疑,准备出发。刚子迅速换好了工作服和雨衣,带来两名工人再一次钻进赶赴故障现场的雨夜里。 该故障线路是由上级变电所供给机床厂的电源之一,形成于60年代,路径远,地势差,全线达6公里,且有80%的部分都是在深山、树林、沟溏中穿过,所以查找故障存在极大的困难。 大风夹杂着雨水打在人的脸上,吹得人睁不开眼睛,刚子拿着提灯在渗满水的草甸子里趟在最前面,一基电杆一基电杆仔细观察着沿线的状况,全然不顾雨水灌满了靴子,打湿了裤子。 经过近20分钟的跋涉,他们终于在泥泞的洼地里发现连续3空的导线上像晾晒绳一样,各自拦截挂住几根折断的树枝、树干,它们重重地搭在导线上,随着狂风剧烈地摇坠,已经将一根导线压断。看到这情景,刚子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痛。他赶紧和单位调度进行联络,安排抢修。之后刚子带领大家利用各种工具拨落树枝,然而由于多数枝干都是搭在线路中间点,很难够得到,加之雨水大量溃积在线路途经的低洼里,已经深达一米,他们要淌着几乎没过大腿的泥水,头顶着使人无法抬起脸、睁开眼的瓢泼暴雨,就这样在趔趄中扑打着作业。 树枝清理完毕后,为了保证夜间施工的安全稳妥,刚子亲自攀上了电杆进行导线接引。由于风雨未停歇,施工作业存在诸多不便,他不得不减慢了操作速度。20分钟过去了,刚子在杆上一直坚持着,雨水顺着他的脸夹脖子流进全身,雨衣已经起不到了作用。刚子脱下裹得浑身难受的湿衣服,笑着扔给下面的大君说:“这鬼天气本来就该光着的!哈哈”。看着光着膀子穿雨衣站在杆上哈哈笑着干活的刚子,同事们涌起一阵感动:多好的班长啊!这不就是新时期最可爱的人吗? 又过了二十分钟之后,刚子把线路上的各个结点都过引绑扎好,线路恢复送电,厂区恢复生产。肆虐的暴风雨也渐渐停息了。回到厂已是夜里一点,刚子临时住在了办公室。 天亮了.夏天的天气象小孩子的脸,夜里的暴风雨好象从未发生过,朝阳一如既往地露出了晨曦。 刚子看了看表,五点了。 该起床了,他想。 双手撮了撮紧巴巴的脸,伸了个懒腰,他翻身坐了起来。“也不知道小妹的气消还是没消。”他自言自语着。他知道,平日里这时候正是妻子小妹起来做饭的时间。 他的妻子是他小时候的东院邻居,他从小就叫他小妹,直到现在。刚子不懂得那是青梅竹马,只知道从孩提时他就和小妹在一起,后来被撮合成了夫妻,他们将会永远在一起。多年来,他除了过多地挂念着单位以外,什么都会让着这个小妹,这点小妹知道,所以,每次小妹因为这和他发火后,也很快就会消气的。因为她知道,刚子是爱自己的。 想起自己一次次为了单位的工作惹妻子生气,但每次下班回到家,一看到他累得筋疲力尽的样子,妻子都好象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赶紧为他烫上一壶酒,炒上一盘他最喜欢吃的尖椒摊鸡蛋,笑着捶他一拳头,瞪着眼睛说:“看样子我上辈子欠了你的!” 想到这里,刚子便又一次安心了。 “早该消气了,估计都给我烫完了酒了呢,嘿嘿。”刚子想着想着自己就高兴了起来,不禁又嘟哝了一句。“我得趁人都没起来,赶紧回家穿衣服去,否则别人都知道我光着膀子上班可不行。”于是刚子匆匆地趿着他来时的拖鞋,走上了回家的路。 迎着初升的太阳,刚子相信,等待他的仍会是那熟悉的一壶热酒,和妻子佯装生气捶过来的那只拳头。 …… 通过这篇文章,我对刚子的好感油然而生,开始主动接近他,在与他交往的过程中,我确实发现他有过人的优点长处,他工作上脚踏实地、任劳任怨、敢于担当;生活中乐于助人、团结友爱、乐观向上,一个优秀的年轻人所应该具有的品德他都无时不刻在向我展现着,我所能想得起来的形容一个人好品格的词,在他身上都能找得出来。几年里他获得过先进生产者、优秀党员、优秀班组长等诸多荣誉。 就这样,我与满身光环的刚子越走越近,他也对于能与我这个厂里最年轻的科级干部交好感到挺荣耀,隔三差五带着我参加他朋友的聚会,并每次都很正式地将我的履历向大家介绍一遍,到了后来我俩成为无话不谈的哥们儿,我们两个的家庭也成了对方可以随时光顾喝酒畅聊的场所。刚子在厂里是一个非常活泛的人,也就是常说的很吃得开,举个例子,单位食堂吃饭时,不管哪个打饭的人都一定会特意挑出很多的肉盛进他的饭盒里,他也总是带着我一起享用这种特殊待遇。 几年间我俩共同的身影,遍布在单位各种工作或者活动现场上,最让我难忘的是,1997年庆祝**回归,市里举办文化一条街活动,在市中心的山湖路最南端到最北端,一共3公里,封道24小时,建起了文化长廊,全市共计三百多家单位参与,每个单位负责几米到十几米不等的路段单侧,围绕回归主题自由发挥,可以表演节目,可以组建宣传图版,宗旨就是通过各种不拘一格的形式,传播百年历史,赞颂强盛统一,弘扬爱国主义,凝聚精神力量。 我们市机床厂分在路南端中间段的西侧,我们不但做了宣讲图板,还附带表演文艺节目。因为我和刚子都有着一米八的高个子,整体外形被工会干部夸成高大挺拔,英俊帅气。我随着年龄的增长,脱去了婴儿肥的脸盘变得地阁方圆,小时候看着偏大的鼻子比例也变得恰好适中,匹配上标准的剑眉凤眼,整体形象看起来显得英气沉稳。所以我们同时被抽到文艺表演队伍中,除了参加单位全体的大合唱以外,还专门让我俩模仿**男星的着装合唱了《大中国》、《亚洲雄风》等好几首歌曲,而且,我弹吉他,他打锸。这样的组合效果果然如所有人的意料,在那条街上我俩成功吸引来了大批观众驻足,可谓给机床厂的宣传做出了相当突出的贡献,我俩也一唱而红。 其实刚子并不懂音乐,他手里的锸无非是用来敲出巨大的声响吸引路人而已。不知道是他敲出的别样锸声,还是我俩合唱的歌声,亦或是我弹出的同样不专业的吉他声,总之在我俩表演时,流动观众大部分都停下就基本不会再继续走。人群队伍不断扩大,以致于把怀抱着我们刚满周岁儿子观看的高江江给挤出了我的视线。 我俩合唱的影像和照片还上了电视和报纸,我至始至终把照片保留在家中的相册里。 不知道是天生禀赋还是受九十年代我国全民下海经商的国情所影响,刚子后来开始热衷做生意,不但经营起一个烧烤店,还与人合伙组建了一个小型轧钢厂,每天早上到单位点个卯之后,把库房钥匙和账本往我办公桌上一撩,就溜之大吉,然后当天的材料出库和入库,就由我经手下账,第二天早上跟他说明一下情况,他也带听不听地应承着,继续回家领人烤串轧钢。 虽然他每次脱岗回去表面上神神兮兮地怕领导看到,但实际上领导完全知道他不但利用工作时间在外面做着生意,还经常性地从库里倒腾大大小小能用得着的材料配件,大家都心照不宣而已。 我发现刚子与科领导王峰吉合谋往外偷拿材料算是一个比较偶然的事件。 我岳母病情日趋稳定,正常情况下,可以独自外出,而且会在差不多的时间内回到家里来,这种情况下,如果赶上我和妻子工作都忙的话,我们会不得不允许她自行出去散步。 有一段时间,一连三天,我岳母回家都拎回来一个在电杆上固定横担的U型抱箍,因为此前我曾经从单位里要回来一个做了花架支撑。 我一眼认出这是我们工作上所用的材料,但岳母自从得病以后,就开始极端寡言,我无法从她口中得知抱箍来源,就在第四天请了假在后面跟随她,想知道是从哪里拿来的。结果我发现了刚子轧钢厂院内库房堆积的大量没来得及归整的各种材料,有横担、抱箍、扁铁、电度表,甚至还有10多根12米电柱杆和一台100KVA变压器,但凡我们单位能用到的材料设施,这个院子里都出现了。 因为这些材料在做计划时都是经过我手审核报批的,所以,我能确定,这都是从单位工程材料中窃取出来的。 我见到刚子,问他这是什么情况?从刚子吱吱呜呜的搪塞中,我能听得出来,是科长王峰吉有话。 这件事我没有跟任何人说,包括我的妻子高江江。 我当时对于刚子的行为,没有过多的评价,也没有想着去制止他。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刚直不阿、铁面无私的高度,上学我只是注重学习了业务知识,到了单位也没有正规接受过什么党风廉政教育,也接触和听说过很多侵占公家便宜发家的人和事,大致也司空见惯了,那个时候社会上较早富起来的一波人,大体都或多或少不那么清白。因为我家本不缺钱,所以对于别人的发家史,我既不羡慕也不眼红,也没兴趣。这种忽视,也便导致我忽略了这种行为的违法违规的内在本质。 我只是对岳母进行了短期看管,一段时间后,她意识里就淡忘了这个可以拿回花架撑子的地方。如果我知道后来因为自己发现了这件事而招致各种不断的打击报复,或许我能干脆就做出告发的决定。 尽管我没有在意这件事,但是刚子并不这么认为。 那以后他再离开单位就不再把库房钥匙和账本给我了。 一天晚上,刚子约我去了市里一家比较高级的餐厅,我本以为是与他朋友的聚餐,到了才发现只有科长王峰吉我们三人。王峰吉倒是很直白,直接跟我说: “强子,那些东西确实是咱们库里的。” “啊,我知道,王科长。” “哈哈,你小子,很聪明啊!啥都瞒不过你哟!” “呵呵……” “知道可是知道,但是就不要再扩大了,你也是个干部,干部就得讲政治,要以和谐为重啊,哈哈哈!来强子,别光看,干一个!” 王科长一边说笑着一边往我杯子里倒酒,刚子站起来抢过酒瓶说:“王科长,我来!我来!” 我需要再强调一遍,我原本真的对他们倒腾材料没有什么立场,原因之一也是我并不知道他们弄了有多少,我以为只有我看到的那么多。所以,我表现得很随意,随意得让他俩认为我心怀鬼胎了,所以,显然这顿饭吃的并不尽人意,王科长认为我成了不稳定因素,刚子认为我不够哥们,我认为他俩小题大做。 这以后,刚子表面和我还是哥们儿,但是心里明显疏远了。 我无暇顾及这些。一方面因为我从来不是一个喜欢解释的人,另一方面,我更需要去面对自己人生遇见的一大波激流起伏。 ------------ 十 竞聘 机床厂发起一个公开竞聘,一共三个岗位,其中引起我兴趣的是生产技术科长的职位。 相比较每天撇家舍业地领着工人没黑没夜跑现场,我更希望自己在研发岗位上工作,一来更能激发我的创新意识,实现毕业之初科技兴厂的志向,二来这个工作可以居家办公,坐在家里的电脑前去做,这解决了我工作与家务的冲突,也解决了我上班期间对于家里放不下心的岳母、儿子以及妻子的牵挂,这三个都做不到自我打理的人。 岳母和孩子自不必说。单说我的妻子高江江,她从小到大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结婚以后,我也并没有想过要她去学习做一些家务事,因为开始我对于这些事情完全可以应付得来并也乐在其中。一直以来,所有家里的事情,她便始终像小时候一样依赖我,以致于如果我偶尔吩咐她去做什么时,我自己心里都会觉得需要说声劳驾。但是随着我们孩子的出生到一点点长大,我逐步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了,尤其孩子和岳母,吃喝拉撒睡,每一样都需要面面俱到。 我每天除了要上班,还要照管全家四口人的生活起居,每天的日程千篇一律。早上起床匆匆洗漱完毕赶紧先把四口人的早饭做好,然后接过妻子给穿戴好衣服的孩子,开始喂饭,喂完之后,妻子自己洗漱好抱着孩子吃饭,我这边照顾岳母吃饭的同时自己也忙碌地把肚子填饱,之后我把碗筷洗刷完毕抱着孩子送托。后期托刚子的福,中午我在食堂吃完之后,可以偷偷买回去一份给岳母,这样就省得我回家还要现做。 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及多方面原因,我岳母的病情从最初的分裂状态逐步发展成器质性精神病,也就是老年痴呆,通常情况下她只是表现为精神呆滞,没有了以往的攻击性和狂躁行为,不用在家中无人时,把她关在布置安全可靠的房间里,防止出现意外。但是我依然不能放心把她一个人一整天留在家里,每天中午不管多忙都一定想办法抽空回去看一下,然后把饭给她送回去。晚上下班先去买菜之后接孩子,到家如果江江已经下班,她可以看着,如果她下班晚些,我就要背着孩子做饭。 从内心讲,我确实不忍心让江江做这些泔水活儿,毕竟保养了半辈子的细嫩的双手,扛不起油烟的熏染,所以,晚饭吃完后刷碗收拾厨房以及家人衣物的洗洗刷刷自然也是我包揽的。 我每天状态就是在这些琐事中忙碌。 此前我会把这些事情与工作分别安排得井井有条,但随着被科长王峰吉结下心结之后,我的工作量非常明显地增多起来,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时不时地在会上强调要遵守劳动纪律,明令禁止迟到早退等行为。 显然这是针对我说的,因为我始终保持着“每天早上迟到10分钟、晚上早退10分钟”的违纪记录,这并不是因为我忙不过来,而是孩子托儿所的接送时间规定正好会造成我上班晚10分钟、下班需要提早10分钟。以往单位领导和同事都对此都视而不见,或者友好地取笑一下,从来没有人上纲上线。毕竟整个单位的劳动纪律基本也就是这样的常态。 现在王峰吉以迟到、早退为抓手整顿劳动纪律,所有人都能看得出来是针对我,我自己更清楚。 我不得不把孩子转到私立托儿所,这样接送时间可以随意。但是从此开始我的生活节奏也变得格外忙乱。 所以,当这个竞聘通知下来时,我毫不犹豫地就报了名。 熬了一个通宵,我完成了竞聘材料的初稿,从自我介绍、工作业绩,到竞聘目的、竞聘优势,再到竞聘成功后的工作思路,我都详尽地做了阐述。第二天我找到单位的政工干事帮我做了润色,一篇后来受到绝大多数人认为无可挑剔的竞聘演讲稿出炉了。 几天之中我做了充分的准备,能够自如地完全脱稿演讲。 当竞聘人员名单下来时,大多数人都非常看好我,因为我是当中学历最高的,专业也对口,同时符合在相关岗位工作过三年以上的特定条件,最重要的是我在自己的岗位上得到过很多嘉奖和两项专利,这是一个技术人员的荣誉和立足之本。所以尽管有人给我提前打预防针,说不要太在意结果,或者暗示我应该先进行拉票,但我不想做那些对别的竞聘者不公平的小动作,我相信可以凭借自己的真正水平赢得成功,我也相信自己会成功。 所以,不管别人说什么,我依然志在必得。 竞聘前一天,我按照要求赶到厂部,开始对出场顺序进行抓阄。我抓到了本组的第三个出场,一共是四个人竞聘这个技术科长岗位。其中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目前是技术科的副职,因正职位置空缺,他一直负责着那块工作。另外两人分别是两个单位的生产技术负责人。 在抓阄现场,大家相互吹捧,似乎都很谦虚,但我明显感觉到有几个人比我更加自信,更加志在必得。 第二天下午开始正式竞聘。 我按照要求穿着白衬衫再次赶到厂部。 竞聘流程很严密,为了避免参聘人员与评委会面拉票,要求我们事先进入到二楼小会议室聚集,严禁擅自离开,按照抓阄结果在专人带领下陆续走到三楼的大会场进行演讲。只有演讲完毕的人,才允许随意走动,或者在大会场听后面的人员的演讲。 我本来是第二组四个人中第三个出场,但是正式竞聘时,最后一个人没有出现,弃权了。于是我成了最后一个。 这个时候,我真正觉出了端倪,因为弃权的那位临出门意味深长地拍了我的肩膀一下,说:“宋科长,还坚持啊?”。 其实此前就有人跟我说过,事实上结果已经内定了,只不过是走个过场,而我们这些人,就是陪选的。 但是事已至此,我的理智和倔强让我决定,绝不临阵脱逃,即使输,也要输得有气概,输之前,我要利用好机会展示一下自己。 我这个时候就把志在必得转化成展示自我上了,于是我本来还存在的紧张心理,反而轻松了很多。 在我候场时,听到前一个人讲得也不错,铿锵有力,流畅自如,稿子内容条理清晰,层次分明。 我暗暗地嘲笑了一下自己的过于自信,但并没有影响到我的内心,反而更激发了我的战斗力,我必须象他一样,展现出落聘者的优秀风貌。 轮到我上场时,我迈着自信的步伐走到台上,隔着眼镜片扫视了一下会场,前面两排是厂级领导,后面大约占据会场三分之二座位上的人,是从各基层单位抽上来的评委。 全部的评委总计37人,这不是我数出来的,而是我们事先就知道的。 我把演讲稿放在台上,稍微往上抬了一下话筒,因为上一个人的个头要比我矮不少。每一个上台的人,都会把话筒调整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上。 “各位领导、各位同仁,大家下午好! 首先感谢厂领导举办这次竞聘,给予了我们学习交流、汇报工作的机会,我叫宋东强,今年30岁,中**员,本科学历,电气中级工程师,现任供电科技术主管的职务,我竞聘的岗位是厂部技术科科长。 参加这次竞聘,通过对自己清醒、客观的认识和把握,我感到有以下几方面优势……” 在台下37人的注目下,我没有摸一下演讲稿,在规定的时间内,准确无误地把演讲完成下来,自认表现得算是完美。最后在台下一片掌声中我结束演讲走下主席台。 下来之后,我之前演讲的人喊我坐到他旁边,等待给我们组划票,划完工作人员挨着座位把票按顺序收走之后,开始第三组竞聘演讲,我俩一起全程听完。最后我们都表示第三个出场的中年人非常不错,通过演讲材料表明,这个人的工作经验、能力和水平,应该完全能胜任他所竞聘的岗位。 最后一轮划票、收票之后,休息十分钟复会。组织部门的一个人上台公布结果。 当念到第一组参选的三个人票数分别为2票、35票、0票时,本来鸦雀无声的会场骚动起来。我也很震惊,这样的票数比例,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没有听到这一组的竞演,不好评判,只是非常心疼零票的人。但我来不及多替他考虑,马上就开始宣布我这组的票数结果,分别是34票、3票、0票。 没有错,我清清晰晰听到了会场里传出来“宋东强0票”的声音。不单我,会场里所有人都听到了。 我脑袋和内心仿佛空了一样,自己都不会了,不知道这时候该故作镇静还是该垂头丧气。邻座的3票竞聘者小声问了我一句:“你单位没有来人划票吗?” “来了。” “那怎么你是零票?你自己单位的人都没有划你呢?” “我也不知道。”我苦笑了一下。 “我的3票应该都是单位人划的,我们领导开会安排他们划的。” 我想了起来,在计票中场休息时,我与来做评委的一位单位同事打招呼,他用满脸不自然回应了我的热情洋溢。我当时以为他的严肃是评委职责要求的,现在想应该是一种尴尬吧。 散场后,我埋头走回了供电科办公楼,面对大家的询问,我隐藏着内心的屈辱和压抑,用挤出的哈哈大笑向他们汇报我零票的结果。 事后,我本科参与的几个评委或者电话或者面谈,向我解释着没有划我票的无奈,我都一一给予了谅解和理解。 人在职场上,总得以站稳自己的脚为第一原则。 从他们的话语中,我大致捋出来几个信息,一是这几个位置事实上都有人在占据着,需要有个正规的组织流程进行理顺组织关系,所以举行了这场竞聘;二是上上下下都有传导旨意,要求划票时要“公正、公平,要本着有利于现有工作人员、有利于工作开展的倾向原则;三是我科抽选参加划票的4位同事,都是一再经王峰吉科长传达了厂领导的“指示精神”,不要参杂个人倾向,要讲政治、讲大局。 于是这样一场37人评委的竞聘,居然出现两个零票的记录。 按照这个阵容,即便我们两个零票人员表现确实欠佳,但是单凭个人人缘,零票的概率也是极端难以出现的,何况其他人的票数比例也明显不客观。 于是这个竞聘成了厂里的热门谈资,大家私底下口口相传着竞聘内幕,上级不得不以“讲政治、促和谐”为主题开展了一次党性教育活动。 就这样,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竞聘,在我的极度沮丧中,刻录在我人生的印记里,多年以来,不管什么时候想起来,我的内心都会为之一颤,那种屈辱和沮丧,时时缠绕着我,始终不能真正释怀,只是暂时性的因为太多事情让我无暇顾及而已。 ------------ 十一 宋东利 我哥宋东利习了点儿武,和我二姐一样从小自视武艺高强,总想着发扬和传承武术精神,却并不喜欢将脑筋往学习上用一点,勉强上到初中,毕业后,无论我妈货郎子怎样打骂,都没有让他去到家里相中的职业高中电钳班就读,而是异常潇洒自由自在地踏入了社会,在矿上招工挂号上班。 为了不被分配在井下工作,我妈逼着我爸带着具体我不知道都有什么的礼物,托人给办到了地面机电厂工作。几年后,矿上要保送一批工人到市工学院进修培训,为期两年,毕业合格后直接按照干部重新分配。我妈又逼着我爸带着一些礼物,托人给我哥要来了名额。 于是,我哥宋东利每天骑着家里花4000多块钱给买的幸福牌红色大摩托车,风风光光地在技师学院入学学习。 第一学期,总体还给单位和家里拿回了满意的成绩,结业的五个科目均在及格以上。 然而第二个学期,他就被除名了。 原因是帮助同学打架被治安拘留,那是我哥人生第一次“进局子”。拘留了十五天,任凭我爸妈怎么托人,都没有成功把宋东利捞出来,他们运作的最大成果就是我哥在拘留所里呆得比较自在,没有遭到体罚或者同室嫌犯的打骂。 被退回单位后,我哥也正正经经上了几年班,在厂里的大修车间成了技术骨干。 因为他从小就对一些铁器的东西格外感兴趣,家里的小马蹄表和我爸的自行车一类的,都被他偷摸拆卸过,很早就展现出了自己在机械方面的独特天赋,胡同里的小孩子们大都得到过他用自行车链子给制作的鸟枪、用铁线弯制的弹弓、用钎杆磨制的冰钏、冰爬犁等等铁质玩具。对于单位里的各种设备器材和元件,他总是能比别人更先琢磨出维修维护技法。娴熟的技术不但让他毫无争议地提升为班长,而且给他时不时往家倒腾一些废旧材料配件翻新后到我二姐商店以二手价出售带来了很大便利。 尝到卖东西甜头的宋东利,后来在九十年代初全民下海经商大潮的推动下,干脆办了停薪留职,全心开起了工矿企业设备商店,做起了经销商,光明正大地挣起了钱,用他的话说,是挣起了共产党的钱。因为他面向的客户主要是国有企业厂矿,大多以竞标的方式成为供应商,将设备以几倍甚至十几倍的利润推给企业。达成这样的结果只需拿出足够多的回扣,就可以搞定。 据我哥说,他成功攻下了临近的东山市一个企业主管采购的大领导,自己从中获利颇丰。这个领导的贪腐及奢靡程度令人咂舌,依靠供应商的回扣和行贿等不法收入,花巨资在省城五星级酒店包下总统套房长期居住。 “他常年不在单位上班,遥控指挥工作,有些会议召集下属到省城总统套房开。这名领导最大的爱好就是让供应商陪他打麻将。只要他想玩,供应商们无论在哪个城市,不管你是坐飞机还是赶火车,必须随叫随到。每次陪他玩,这些老板都要带着巨额资金来,并且,只能输,赢他他就摔牌翻脸,然后供应商的供货资格就有可能随之取消。一场输赢几万的牌局对他来说,都是小菜一碟。” 我哥在一次酒后这样跟我说。 而我哥,就是靠着投其所好,成功搭上了这位财神,并从中捞到了大实惠。具体说来,作为家庭中的一员,我也间接享受到了这些实惠所带来的丰厚利益。 对于这位神秘的领导和他自己的所作所为,我哥自有一番托词,他整天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 我爸早发现我哥宋东利的发财之道有些“陡”,曾经不止一次劝诫他,要悠着点儿,不能干违法的事儿。我哥总是不以为然。 “没事儿,你不是也没少挣钱吗爸!” “我跟你不一样,我是挣钱,你这是搞钱啊小子! ” “放心吧爸,我这都是跟着领导干呢!” 我爸很早就在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后到个人承包的小煤矿工作,凭借自己丰富的井下采煤经验,在当时也一度是各个矿主争相聘请的炙手可热之人,作为管理人员或者合伙人,往往能得到非常高额的薪水或分红。所以,实事求是说,我父亲所挣的钱,每一分都是完全合法且问心无愧的。 作为一名全凭本事挣钱的老党员,我父亲发现了我哥的钱来的太快且不合情理,他称之为“陡”,总感觉我哥堆起来的钱,有些岌岌可危。 父亲的担心是正确的。 1999年年末,全国上下都沉浸在澳门回归前的喜悦和激动之中,也有一部分人沉浸在全球范围内盛传的世界末日到来之前的恐怖担忧中。 然而令人惶恐不安的世界末日没来到,我哥风光无限好日子的末日先到了。 他终于栽在自己所走的歧路上。 我哥依附的那位财神落马了,并且牵出了多位涉案的供应商,其中包括宋东利。好在比起其他人,宋东利的行贿数额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而且在办案人员谈话期间,能认真对待,积极交代问题,符合自首情节,在看守所关押了一个月后,免于起诉,但交了相当数额的罚金。 后来我哥从其他供应商的口中得知,“财神”根本没看上我哥行贿给他的那点小钱儿,能保持与我哥的来往,是因为看上了我哥这小子有“灵气”但没有“贼气”,说白了就是比较“傻”,必要时可以充分利用的人。 这对我哥来说,未免有些耻辱了,因为他曾经吹过的牛摆过的谱,通通被这个“傻气”的定位打得稀碎,原来自己被当成了小丑还不自知。 不过我哥凭借自己天生乐观的本性,很快就将这种郁闷抵消在把自己人生第二次“进局子”的见闻感受与人分享的快感上了。 他被送进看守所时,正赶上十二月初的深冬时节,在公安机关拘审之前,允许他最后一次联络家人。那天晚上九点,他给我打了电话,告知两件事:一是几个小时之后他就进看守所了,我要以家属的身份负责去公安机关办理相关事宜;二是这件事不要告诉我嫂子和我妈。 在他二十岁第一次被拘留时,我还小,在上学,家里的事情都由我父母进行操办,而我除了感受到家里的气氛有些凝重以外,父母并没有让我对哥哥被拘留有太多的了解。 这次我接到他声音低沉而紧张地打过来的电话时,说实在的,我出现了一瞬间的不知所措。这是我第一次要自己承担我家里的重大责任。我脑袋里瞬间交替着他在看守所里的狼狈不堪和曾经的不可一世之间的反复对比。 东山市距离我们有300多公里,我连夜把单位的客货车借出来,自己驱车往东山走,试图能在我哥进看守所之前见到他。但是当我赶到公安局刑侦科时,只见到了他的衣物以及手机、钥匙、钱包等物品。办案人员告诉我,他已经在一个小时之前被押送至东山市第二看守所。 “这是他的物品,你清点一下签个字。” “为什么要把他的外衣裤脱下?”我见到了我哥的凯撒毛领皮夹克外套和裤子。 “进去必须穿号服。” 办案人员生冷地说。 “要押多久?” “不知道,具体得看案件进展情况。” 办案人员一边翻动着让我签字的纸张,一边继续说: “明天正赶上二看探视时间,你可以给他送些行李,存点儿钱。” “我能见到他吗?” “看守所羁押期间严禁探视。” 看他的态度也是懒得跟我多解释,我就简单问了二看的地址,拿起我哥的物品离开了那里,开车一路打听到了二看附近,找个宾馆临时住下。 几乎一宿没睡,终于熬到天亮,我早早地出来步行到看守所门外,与陆续赶来的其他家属打探着这里的规矩。 八点半钟,一个警察从里面走出来准时打开了大门,同时有人从里面推开了大门旁边的看守所接待室的门,聚集在大门外的几十号家属蜂拥而入,冲进接待室。 准确地说这里是一个小卖部。一圈柜台,分别出售在押人员需用的生活用品。因为禁止外部用品进入监舍,所以家属们都是空手而来,然后在这里匆忙地挑选东西。 只有一上午的开放时间,所以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往前挤。 我被人流推挤着先在各个柜台前看了一遍,然后买了一套被褥、一套秋衣裤,一双棉鞋,一个帽子、一双手套以及一大包的食物,但凡接待室便利店里卖的东西,我差不多买了个遍。 在等待过程中通过与家属聊天,我知道可以往里面传纸条。夹在物品里,请警察避过监控摄像头就能送进去。于是我从车里找到一个笔记本撕下一条纸,简单给我哥写了几句话,一方面告诉他,我在外面,暗示他会尽力捞他出去,另一方面,要他务必本着坦白从宽的原则争取宽大处理。写完折好塞在衣物包袱里面的最上层,把写有宋东利名字的纸条用曲别针别在包袱外面,来到羁押监舍楼,交给门卫警察。 在警察接包袱的时候,我在下面顺手把叠好的一张100元现金触到警察手里,小声说了一句,“这100块钱给您自己买点儿烟抽。” 这是我一早上听别的家属传授的。 那个跟我哥年龄差不多大的警察很自如地用手指夹走了钱,随手把包袱放在了门卫室的外窗台上,然后低声说,在这等着吧。 我所站的监舍大楼,只有进门的门卫方厅处是自由通向外面的,其余都是用敦实的铁栅栏封闭着,包括门卫室的窗户,都嵌着铁栅栏,不过现在窗户上留出的小栅栏门是敞开的。 大约过了有十几分钟,从铁栅栏里面的走廊走来一个年轻一些的警察,进到门卫室,从窗口拿走了我哥的包袱,看了一眼纸条上的名字,又走进了铁栅栏里面的走廊深处。 我和其他等待的家属们心照不宣地站在栅栏外面的门厅中,焦急地接连抽了几根烟。所有的人都没有说话,包括手指自如的警察。 大家都知道站在这里一举一动、一声一响都在法眼之下,既然每个人都做了律法禁止的小动作,必定要有所敬畏。 又过了一阵,那个年轻警察从走廊深处走了出来,进到门卫室里面,从兜里掏出一小打纸条,趴在里面的窗台上,挨个念在押人的名字。 在他喊“宋东利”的一刻,我的心放佛被人攥了一下,一股气流从心口一下子冲到嗓子眼下边,我急切地盼望着看到我哥的回复。 我接过了宋东利的纸条,是我送进去的那个,他在背面写了回复,七个字:“给我买好烟——宋东利”。 拿着这张有手心大小的纸条,我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不觉又失落又心疼。我期望着由这张纸片传递出我哥的内心想法和事件因由,以及监舍里的居住环境、伙食状况、监友情况等等,希望由此推断了解他在里面心理和身体两方面的状况。 但是,我只感受到了我哥的烟瘾。 我走到手指警察身边,小声问他,可不可以再帮我给宋东利送进去一条烟。 警察严肃又不屑地说:“不可能,里面不让吸烟。” 我转头看了一眼铁栅栏里面长长的走廊,深吸了一口气,无奈地攥着我哥的字条,走出了监舍。 到了大门外,我站住脚,试图找到之前告诉我很多内幕的那个家属,再跟他打探一下,怎么样能把烟送进去,但是没有见到他。 据他说,嫌疑人进去之后必须先挨揍的,被所谓的“大马牙子”及其手下揍,打服就成为最弱的那个,处处受欺侮,不服的继续打。但是新人打赢的概率很低,一般比较好的结果是打了平手,然后与大马牙子互不干涉,谁也不招惹谁。而警察对此常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经常有被打得不省人事的,甚至在他上次来的时候,也就是一周之前,遇到拉走一个人,应该是非正常死亡,多半是在监舍里被大马牙子指使长期受欺凌的,而且这种现象每年都有发生。 本来我从电影电视中看到过港台或者欧美片里面,狱舍中经常发生打斗,情节触目惊心,现在自己的亲人可能要遭遇同样的境遇,我不免更加担心起来,无暇再顾及我哥抽烟的愿望,赶紧拿出手机给我的大学同学丁玉臣打了电话。 ------------ 十二 金贝 丁玉臣是东山本地人,毕业后回到了家乡就业。 接到我电话时他正在上班,我直接进入正题,问他能否帮忙疏通东山二看的警察,照顾一下我哥宋东利,不要被监舍的人欺凌。丁玉臣听完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完,答应帮我问问周围有没有认识那里的人。 我知道他不是搪塞我,他家是东山农村的,毕业分回本市一个煤矿的机电厂,从家庭到单位,他跟公检法系统都确实不太能拉上关系。 虽然他在我哥的事情上没有给我太大的希望,但是却异常热心地想尽地主之谊,非要请我吃饭见见面,毕竟我们从毕业之后都没有见过。 刚毕业的那几年,同学之间会写写信联络沟通一下,后来就只在元旦、圣诞节这种日子互相寄张明信片走走过场了。丁玉臣与我在后来的几年各自忙着工作和家庭,也就剩下这种明信片的交情了。他的电话号是大约两年前通过别的同学见面传递的,我当时给他打了过去,与酒桌上的其他同学一起跟他聊了一阵儿,之后再也没有联系过。但是对于我们毕业多年之后的第一次见面,总体还是让我俩都比较期待,尽管是在这样一种心情非常压抑和焦躁的情形之下。 丁玉臣的态度让我轻松了很多,不再觉得是因为有事才对他进行的叨扰。 我在宾馆躺到中午,心里非常混乱,绞尽脑汁来搜刮还能找谁帮忙给我哥来平这件事。但是除了丁玉臣以外我在东山真没有认识人。我又给家里那边能联系上的我哥的朋友或生意伙伴打了两三个人的电话,但是一无所获,都表示爱莫能助。我也能理解他们,第一,有可能真的无能为力;第二,这种时候,自求多福还来不及,谁能愿意趟这浑水。 整个一上午,我萎在宾馆的床上就做了两件事,一是不停地吸烟,二是不停地挨个筛想我哥和我自己社会圈子里的人。 十一点半钟,丁玉臣按照地址准时来到我乌烟瘴气、混乱不堪的房间。 推开门,让我意外的不是他变成当年两个宽度的肥胖身形,也不是原来黝黑的刀削脸庞被岁月充实得油光锃亮,而是他哈哈大笑着指给我看的身后的女人。 我一眼便认出了金贝。 我没有想到,十几年之后,我在这个狼狈的时候,以这个狼狈的样子,与金贝见面了。 看到金贝,我感觉一瞬间被一只拳头攥住心脏,但是却没有松开,就那样揪着把我的心脏挤出了血,形成一股热流冲上我的头,布满我的脸,混沌了我的思维,我涨红着脸看着金贝,居然没有说出话来。 看到我惊呆的样子,丁玉臣哈哈大笑着攥着拳头往我肩上怼了一下打着圆场说: “你小子!咋了?是不认识我还是不认识人家了?” 我才回过神来,唯唯诺诺地赶紧让他俩进屋,一边让一边发现自己房间凌乱的样子,也感觉到了自己刚才的失态,不好意思地说着客气话: “见到你们太高兴了!多少年没见了! “房间造成这个样子让你们见笑了,闲着没事多抽了点烟,我赶紧放放! “丁玉臣你带女生来怎么也不事先跟我打个招呼呢,你小子啊! “我给你俩倒水喝。” 我絮絮叨叨说了很多啰嗦话,其实都是在向金贝表明,我本来真的不是这个样子的。 金贝始终微笑着环视着屋子里的东西和我,静静地看着我搬椅子,让座,转身; 整理床单,转身; 倒烟灰缸,转身; 倒水,转身; 站着,转身。 我就这么东一头、西一头不断地一边说话一边转来转去。 丁玉臣估计发现了我的手足无措,一把把我拉着坐到床上,说: “快消停地歇会儿吧啊兄弟!别拿我们当外人了。” 听到他说“我们”,我脑袋里面聚集的热血凝固了一下又冷了下来,这股血很快地顺着头两侧往下散开下去。我有点冷静下来了,但是心又一次被拳头揪住了。 我假装镇静而平淡地看了一眼金贝,又转向丁玉臣,问到: “你俩?……现在,什么情况?” 丁玉臣又一拳怼在我肩膀上: “你小子想啥呢!我们可是纯洁的邻居关系啊!” 我又尴尬又释怀,拍了丁玉臣大腿一下,红着脸哈哈笑了几声。 我真的嫉妒地以为他们是一家。 “哈哈哈!……我猜你小子是误会了嘛”丁玉臣向后倾斜了身子使劲瞪着我笑着说。 “不过,你们俩?怎么认识的?”我这才反应过来,大学期间我并没有与同学说过金贝的事情。但现在他显然是知道金贝与我是有那层关系的,不然不会不打招呼就把金贝给领了过来,而且露出那副神神兮兮的表情。 “走走走,先吃饭去,慢慢跟你聊。”丁玉臣卖着关子催着我。 恭敬不如从命,到了他的城市,我也不必推让了,就穿上衣服一起去了饭店。 这期间金贝始终保持着微笑但一直没有主动说一句话。 我看到她穿着配着貂毛领子的皮衣,里面依然是她喜欢的灰色羊毛衫, 梳着那种在发廊做的盘发,整个人看起来很富贵,也很时尚。 我始终没有看她的眼睛,是不敢与她对视。 我们去了就近的酒楼,是那种带卡拉OK的地方,进到一个小包间里,丁玉臣和金贝让我点菜,我谦让了几句之后,点了一个清蒸偏口鱼。我记忆中金贝特别喜欢吃香蕉和甜食,于是指着两道女士菜“酥黄菜”和“草莓香蕉”,问她:“你喜欢吃这个吧?”。 金贝坐在我的左手边,侧过头看了一眼菜单,然后抬起眼睛看着我说,“不用介意我,可你,你是客人!” 我发觉到了她在看我,但是我并没有勇气回视她,只好继续装着镇静地低头看着菜单。 丁玉臣递给我一根烟,说: “多点几个,哥们今天刚巧发了奖金!” 我把菜单推给金贝,说: “女士优先,必须保持中国传统,还是你来点吧!“ 我没有喊出金贝的名字。 自从见到她,“金贝”两个字一直在我的脑袋里面盘旋,但是我却终究没有勇气喊出来。 金贝也发现了我的尴尬和不自然,直接把菜单接过来递到我右手边座位的丁玉臣说:“快别推来推去了,多耽误时间,你熟悉这里,就直接点了得了。我说了算,就点四个菜,咱们三个人足够了,不用点多,浪费。” 我接过话茬说:“是啊,千万别整多了,咱也不是外人。” 丁玉臣用夹着烟卷的手接过来了菜单,直接跟服务员说了两道菜名,并要了酒水。然后跟我说,那我可就做主了。趁菜还没有来,先唱几首不? 这个时候,我哪里有心情唱歌呢,一方面我哥还在看守所里押着,另一方面,刚刚见到金贝,我内心有多急切地想知道她当初离开我之后去了哪里,这十多年又是怎么过来的。 这许多年来,我也一直在心里对金贝愧疚着,即使抛开我对她遗憾错过的感情,单就她转学的事情,我希望至少给我个机会替我妈当年的行为向她道歉。现在机会不期而至,我无论如何不能错过。但是现在人在眼前,我却一肚子的话,不知道从何说起。并不单单是丁玉臣在场的缘故,即使现在只有我和金贝两个人,我也不知道怎么开这个口。 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毛头小子,可以不顾一切表达和释放自己的情感,我有家室,有道德在约束,有责任需担当,所以,我的准绳不允许自己突破感情的红线和底线。即使道歉的目的很单纯,但是道歉之后进而会进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不能预料,毕竟,这么多年,金贝始终藏在我内心最深处的那个角落里,不止一次在我夜深人静独自孤单时,她就会从那个角落出来占满我的全部内心。我比谁都清楚,这么多年,我真的从来都没有忘记过她。哪怕单位购买汽车征求我意见时,我都强烈建议买了有她名字谐音的“金杯”品牌。然后我便经常亲自开着单位这台金杯客货汽车,参加各种生产任务,在同事和领导眼中我是工作不分分内分外的先进模范,只有我自己知道,除了那些,我还把自己对金贝的想念寄托在这辆汽车上,仿佛金贝每天围绕在我身边。 现在来东山市,我开的就是这台车。 丁玉臣见我没有兴致唱歌,也就来了个明人不说暗话,主动跟我说开了他与金贝的相识经历。 也包括他与金贝前夫的相识经历。 金贝前夫,丁玉臣单位主管部门的一个科员。两个人本没有具体的业务接触,却因为一次在街头烤串摊位前的斗殴,成了莫逆之交。 那天傍晚下班,丁玉臣来到步行街一个比较火爆的烤串摊位前准备买一把肉串解解馋,离挺远便听到了吵吵嚷嚷的叫嚣声,快步走过去之后丁玉臣看到一个同龄人与一个中年男人推搡着互相指骂着,年轻人明显占了下风。他本着公平息事的本意上去劝架,拍了拍中年人的肩膀说了句:“大叔这么大岁数了出来吃个串,整这么大事儿干啥,消消火,拉倒得了!” 不想他这一句劝居然把火惹到了自己身上,那个“大叔”猛一回头恶狠狠地冲他骂道:“小兔崽子你他妈的也管我叫大叔!”接着就回手把拳头怼在丁玉臣的胸口上。丁玉臣被这突如其来的拳头怼楞住了,上下打量了一下中年男人,压着火说:“明明就是跟我爸差不多年龄的人啊,我叫你叔不对吗?” “X你妈的!你他妈地才输呢,你们全家都输,你家一辈子都输,你两个小B崽子!” 丁玉臣笑了,他明白了这是一个赌局上输红眼的人,是因为自己的“叔”被他忌讳成了“输”。 而且那个年轻人也应该是喊了他“叔”。 不知道是年轻人之间本就拥有默契,还是只有这两个年轻人有默契,总之,丁玉臣与之前被怼的小伙子相视看了一眼,就有了灵犀,知道今晚有了对路的人,于是一个眼神就让两个人迅速达成联盟,同时出手,没有费什么劲儿就把中年男人摔到在地,一顿拳打脚踢,没等那边回过神来,两个人已经跑出了几百米远。 后面的事,比如大叔被打之后灰头土脸回到家,家人报了警;比如派出所最终查到了这两个打人的年轻人,经过核实,他们确实不认识,不构成打群架;比如,最终大叔家属撤诉,两个年轻人虽然免予了治安处罚,却都受到了单位的通报处分;比如,这两个受处分的年轻人,最后确认确实出自同一个单位。 但是这些已经都不重要了,我并没有心情关注这些事情。 总之两个人就这么认识了。 之后他们也顺理成章成为了一对进班房未遂的铁哥们儿。 铁哥们儿自然要无所保留,于是,丁玉臣很快发现了这个与他同性叫做丁甲的铁哥们儿对自己妻子的严重不忠。 丁甲的家庭很有些背景,属于从小就享受到了锦衣玉食的那种,也便有了他游戏人生的资本。虽然现在他爷爷已经在东山市财政局领导岗位上退休,但是家里实力和自身的品性,已经让他低调不下来了。 在娶了金贝这个数一数二的美女之后,丁甲倒是收敛了一些拈花惹草的秉性,本本分分做了一年好丈夫,之后由于金贝婚前与丁甲未婚先孕私下做了人工流产,导致了身体孕育几率严重下降,丁甲胆大包天的面目显露出来。 一个瞒天过海的计划在他的无耻酝酿和金贝的愚蠢默许下,开始实施了。 他哄骗金贝做了十个月的假孕状态,另一边自己在外面与一个女子厮混生下了一个孩子,然后在一个深冬暗夜里,丁甲给金贝抱回来一个襁褓中的婴儿。 一句“抱养的”,妥妥地打发了金贝的疑虑与委屈。 我和金贝恋爱的几个月时间里,我们自己还是孩子,那时的我不会深层次去探索人的本性,也探索不来,而后与金贝一别已然十几度春秋,大家都从懵懂年少长到而立之年,这中间经历了什么,又形成了什么样的三观,彼此都不会了解。所以,我无从了解金贝的内心,也不敢相信自己曾经爱过的女子,居然愚蠢到如此田地。 “你就真的答应给他养这个孩子了?那么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这是他的外面的野孩子?”我激动而迫不及待地恨不得马上知道所有的细节。 “因为是我的原因不能生育,我觉得有些愧对他们家。他开始跟我说,就是抱养一个孩子,为了堵堵别人的嘴。毕竟他们家在东山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家,而且就丁甲一个儿子,如果无后的话,我觉得自己的责任太大了,所以我答应配合他做了假怀孕,而且连他的家人和我的家人一起骗了。 “虽然心有不安,但我依然是打算就这样瞒天过海把这个孩子当自己的亲生儿子来抚养,一直欺骗下去。然而在一次房间大扫除时,我发现了丁甲与一位叫“李芳红”的女生签写的协议书,原来这个孩子是丁甲与李芳红所生,协议内容大致是孩子生完归丁甲抚养,李芳红终生不得与孩子相认,丁甲付给李芳红五千元分手费。 “我当时感觉五雷轰顶一般,我现在都无法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可能是我咎由自取吧,是老天对我欺天的报应。 “丁甲看到事情败露也没有狡辩,和我摊牌了,告诉我是李芳红先怀孕之后,他才想出来让我这边同步假扮怀孕,然后孩子抱回来让我带,反正我可能终生不会再有自己的孩子,自然会对这个孩子好。现在我知道了真相,丁甲让我自己选择去留。我挣扎了大约有一个月的时间,最后还是决定留下了。 “你不要质问我为什么这么愚昧和无知。”金贝先封住了我的嘴。 “当时我的父亲刚调入东山财政局工作,在丁甲爷爷的手下供职,他爷爷临近退休时,不遗余力地把我父亲推举到一个重要岗位上,我父亲感恩戴德,后来亲自做媒把我嫁给了丁甲。攀上亲戚之后,丁甲爷爷动用不少关系,帮我爸谋到了现在副局长的职位。 “你可以试想一下,无论是出于我爸副局长自己的面子,还是丁甲爷爷的知遇之恩,以及我自己的虚荣之心,这样的丑事,我都必须自己硬扛下来,咽下去。” 金贝讲得很淡定,仿佛在说别人的故事。 “不知道我这么说,你能不能理解。”接下来她继续平淡地问我。 我的义愤填膺终于在她的平白中败下阵来,即便再不理解她的隐忍,也既不能指责,又不能抨击。于是我不知可否地叹了一口气,点上一支烟,压抑着快要冒出头顶的怒火继续听她往下说。 “后来我就继续带着我儿子,欺骗着所有人和我自己。我说骗我自己,是以为丁甲能从此改邪归正,跟着孩子一起回归家庭。但是我错了,在发现他又一次出轨之后,我心灰意冷,冲动之下吞下了一整瓶安眠药,是丁玉臣最先发现的,他那天恰巧去给我们送他钓的鱼,正好赶上我刚刚喝下药开始反应的状态,他紧急把我送进医院。 “后来的结果就是我无法继续欺瞒下去,把事情一五一十跟两边的家人说了出来。在家人的支持下,我与丁甲办理了离婚,孩子他们带走了。 “因为我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这些丑事,所以,在医院的日子里,除了家人,只有丁玉臣一个朋友在那里陪我。我俩谈了很多,他听说我本来是奇河市人,就提了你的名字,说是他同学,也是奇河的,我说认识。” 一直在低头诉说的金贝,说到这里抬起头看我一眼,扬起嘴角笑了一下。 “那么你当年就直接转学来到东山市了?”我理解她的笑里含着许多心事,但是这没有引起已经义愤填膺的我内心波动,我只急于想知道得更多。 “当年你妈去学校把我骂了之后,我班主任找了我家长,正赶上我爸犹豫要不要往东山调动工作,这件事情直接促成了我父亲的决定,也促成了我被家里当即立断转学。 “虽然我爸妈并没有打骂我,但是勒令我必须从此断绝和你的一切联络。第二天便将我先送到东山我大伯家,并且很快就入读了东山第二高级中学。听我爸说,除了学校的领导以外,谁都不知道我转到了哪个城市哪个学校,包括我的班主任据说都不知道。” “那么黄春梅也不知道吗?”我想起来当年因为黄春梅没有告诉我金贝转到了哪里,我还一度对她有所忌恨。 “她当然不知道。” “那我是错怪她了。” 金贝又抬起眼睛看了我一眼,我认为她本来是想了解我是如何错怪黄春梅的,但是却正好遇到了我的目光。 我俩的目光撞到了一起。 这次的对视刺了我心里一下。我慌不择路把眼睛往丁玉臣的方向转了一下,但是在那个时刻我却并未将丁玉臣已经不在那里的事情反射到头脑中。 我只是为了躲金贝的眼睛而已,或者确切地说,是在躲自己的内心。在第一次金贝看了我含蓄地笑一下之后,我心里开始慢慢反射起波澜了,这次我俩的眼睛对视,便不管我怎样压控自己急于喷射而出的情感洪流,都无法把控自己的眼神。而我认为金贝读懂了我的眼神,因为我发现她从这时开始,低下的面额明显地泛红了,陈述过程也不如刚才淡定,总会出现思路卡顿的现象。 她越是卡顿,我的内心便越是跟着砰动。我再一次感觉一只大手攥着我的心脏松开,又攥上松开,不断地往复着。 我艰难地控制着自己的冲动。 我太想把金贝搂过来,抱在怀里,看着她的眼睛,以最近的距离和最快的速度去会合她的目光,然后轻轻地跟她说句对不起,告诉她,我一直都在想她,没有间断过,从来没有。 十二年了,我无时无刻都在想念的金贝,她此时就如此相近地挨在我身旁。并不信神的我,心里不断地感激着老天居然把金贝送到了我的身边。 这个时刻,我才发现,原来有些人是长在心里的,而且是无法拔除的那种,或许平时大多数时候被遮盖显露不出,然而一旦遇到时机,便定会破覆而出疯长于满心。金贝就是长在我心里的那个人,对于她,我谈不上什么想起,因为根本就深扎内心从未忘却过。 我必须承认自己从来没有忘却过金贝。 我知道这是对高江江的不公平,但是感情,真的不是谁想控制就能控制的,我能控制的只有在行为上对得起自己的妻子高江江。 我的大脑在迅速理清了自我思想与行动的辩证关系的时候,也便达到了基本清醒的水平,这种水平支配我减弱乃至停止了刚才的冲动。 “那么,丁玉臣好像是知道点什么?”这时我才回味过来,想起刚才就看到丁玉臣已经不在屋里但被我忽略掉的事实。 “不好意思啊,他确实知道。在一次他为了安慰我,与他的妻子请我吃饭,而我喝了很多酒,跟他们说了很多很多话,包括当年我为什么从奇河市转到东山上学的原因。我不是怪你哈,这毕竟是我人生遇到丁甲这个渣男不得不提及的缘由。” “对不起!我真的非常对不起,我替我妈跟你赔礼道歉!是我害的你,金贝!” 我终于能够接过金贝的话头向她进行忏悔,并且把藏在心底多年的“金贝”两个字真真切切喊了出来,而且是看着她的眼睛。 我一连叫了好几声金贝,说了很多句对不起。说完我无法控制地想伸出双臂抱住她,但是一瞬间又在头脑中冒出来一个声音拉住了我,一种狠命的理智促使我一边埋着脑袋摇着头收回了双手,一边将双手攥成拳头狠狠地砸在桌子上。 金贝被我搞得愣在了那里,不再说话。我想她应该能理解我真的感到自责,如果不是当年我妈到学校去闹,即便我最终还可能会娶高江江,但至少金贝不会转学,她家里也未必会搬家,也不会有后面她大学毕业回到东山遇到丁甲。 尽管金贝说得很平和,但我依然能感受到她对我的幽怨。虽说金贝本就是淡然自若的女子,然而我还是认为平和只是她在无奈之中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而已。 任凭谁摊上这样的事情而不崩溃发疯,都是违反人性常理的。 也可以认为她是已经从悲愤之中走了出来。最艰难的日子,丁玉臣已经陪她一路趟过。 看着历劫之后的金贝,我的心像流血一样的疼痛,我对她犯下的罪孽过于深重,我是毁了她人生的人。所以我必须去弥补,弥补对金贝的亏欠,也是弥补自己内心的愧疚。然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无法决定弥补的方式,这个命题太大了。对她的弥补既不是我几句对不起就能抵过去也不是我现在任何的许诺能抵过去的。 这个时刻,我反而理智起来,我得理顺思路,做好规划,统筹安排,我需要既让金贝今后的人生快乐美好,也需要这个美好建立在不伤害高江江以及一切当年抵触金贝的人的基础之上。 于是,我把之前打算跟金贝诉说的自己十二年的全部想念都咽了回去,也把当年曾经漫城遍府搜寻她的疯狂行为藏了起来。相比较金贝所遭遇的屈辱经历,这些话说出来都是苍白的,甚至于我的这些大爱越是至深表白,对金贝就越是讽刺和伤害。 但这个午间的相见,让我确信了金贝的心里也一直装着我。 这个午间,我也庆幸自己终于没有伸出要搂住金贝的手。 我又一次向金贝说了很多个对不起之后,起身出去把丁玉臣喊了回来。重新落座的丁玉臣有一句每一句地打着哈哈,一边劝酒一边夹菜,我们三个彼此心照不宣,最后将话题转到我哥宋东利的事情上。 ------------ 十三 沸腾 丁玉臣今天把金贝带来,一是为了给我俩制造机会见面,另外也确实是因为金贝的堂兄在公安系统工作,能托上人关照一下我哥。 下午我们三人在金贝堂兄的带领下,再一次来到东山二看,得到了会关照宋东利的答复之后,我需要返回奇河了。 已经是下午四点多,天黑了下来。 没有多余的客套,只是简单地做了道别。 因为我们都知道,近期我一定会不断往返于这两地之间,为了我哥,也可能为了金贝。 我开着曾经寄托了自己对金贝情感的金杯汽车,在漆黑的公路上孤独地行驶。 前方灰白的路面在我眼前飞速向后闪过,但我看到的却是临别前金贝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 金贝来到我身边已经成为现实。 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底气自诩有多清白,我很清楚,自己心里埋藏了多少情感的隐私,而且在不影响与妻子生活的状态下,我还能无止境地继续承装,这可能就是成年人的世界,无关虚伪,更多的是无奈。 一路上,听着车里循环播放着罗马尼亚电影《沸腾的生活》主题曲,我留下了眼泪。 这首伴随我前半生的曲子,我不记得自己在多小的时候开始喜欢上它,也不确定今后的日子里,什么时候会厌倦它。 上初中我会写信、寄信的时候,就在广播电台的“歌曲点播”节目中点播过,那时是点给我自己听的。 到了高中,我第二次点播,点给金贝。 信寄出去之后,我俩每天都会准时收听这个节目,生怕错过播放。 那天上午间操时间的首播听完之后,兴奋得我整个下午都没有心思听课。熬到晚饭后18点30分的重播时间,我俩相约旷了自习课,跑到学校附近公园山坡的树林里,我拎着用来听英语口语的小收录机,拉着金贝兴奋地在“沸腾的生活”旋律里欢笑着奔跑,我俩因播音员特意说明了“这是奇河市金强点给心仪的女生”的播报而激动无比。 我没有敢在广播电台暴露自己的姓名,用了金贝的姓氏在信件上落的款,尽力做到了隐蔽我们的关系。 傍晚的轻风掠过树木吹拂着我俩的欢笑声,伴随着音乐中海鸥的鸣叫在树梢上方飘荡。 我大声喊着跟金贝说:“这就是沸腾的生活——” 金贝也开心地望着我回应说:“知道啦,沸腾的生活!” 乐曲播放完毕后,我们停下了奔跑,关闭了收音机,在傍晚的树林中,我情不自禁抱住了金贝,亲吻了她。 金贝没有挣脱。 那之后,我俩真正把心留给了对方。尽管之后并没有机会再次亲密过。 第三次点播,是大学临毕业前夕,我又点给了自己。 守在收音机旁,默默听完了曲子,然后把所有的内心波动紧紧压了下来,不动声色地继续收听下一首别人点播的节目。 这个时期,我已经学会了隐藏。 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不需要通过收音机来听到这首曲子了,手里早已经有了录音磁带,随时可以用录音机循环播放。之所以要在电台点播,是因为我认为毕业之后要与高江江成家,我需要最后一次送给自己一份纪念。 当时我点播的明确目的是给自己一个了断,从此要安心与高江江走完下半生。 我以为此生会与金贝永远地一别两宽。如果我当时知道金贝住在我心底一直挥之不去的话,也就不会煞有介事我意已决地再一次让“沸腾的生活”,沸腾自己的内心。 这首旋律多年来一直让我的内心某一个角落保持着沸腾,同时我又以自己强大的自控能力保持着表面的风平浪静。 阔别多年再次见到金贝之后的这个时刻,我再一次倾听它的旋律时,我不再控制。 我一边开车一边流泪,一边放肆地嚎啕大哭。 我没有为自己的脆弱感到羞愧。 我就是心里难受,就是想哭喊,在这个没有别人的时刻,我终于抓住机会释放压抑多年的情绪。 我大喊的哭声里,不只是释放对金贝的陈年想念,还有我从小开始对所有人、所有事的各种复杂情感。这其中包括对我父亲母亲、对我岳母、对我的哥哥姐姐,包括对我那些发小、我的同事领导,以及我的妻子高江江,等等、等等。 我才知道自己平和的心态,其实是建立在压抑着对身边人的亲近与疏远、赞同与反对、信赖与惧怕、倔强与屈从、坦然与愧疚、隐忍与排斥的矛盾之上,尤其进入社会上以后,我其实是格格不入的,但我依然以最大的耐心接纳着一切外界强加给自己的所有境遇。 就在这个时刻,我才忽然感悟了,原来我的生活与电影当中“沸腾”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 十四 看守所 回到家中,面对高江江的询问,我自然是说大学同学丁玉臣帮忙办理了相关事项。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我一边上班,一边满世界托人捞我哥,一边不断想起金贝。当然这当中并没有影响我在家庭中的一切正常状态。 在我哥进去一周之后,我嫂子和我二姐知道了情况。因为出差一周都不给媳妇打一个电话,根本不符合我哥家日常生活的常理。而我二姐早已听闻了东山供应系统事发的传闻,她是何等机警,很快就发觉我哥牵涉其中了。她们两个也算是明白事理和主次,担忧心疼之余,更多地是配合我瞒着母亲。 第二次开放日时,我拉着她们两个一起去了东山二看,一路上我二姐哭个不停,相比较我嫂子是一个更加理性的人,悲喜笑怒不太溢于言表。而看到了我哥传出来的纸条写着的“买肉买烟买褥子被”时,我嫂子还是忍不住落下泪来。 直到我哥羁押满一个月释放之后,我们才知道,在金贝堂兄的安排下,第二天宋东利就串换了监舍,但是之前我给买的行李并没有一同带过来,那一个星期,他就直接躺在光木板上冻了七天,在室温不足14度的监舍里。 原来,每个新羁押的人都会被安排在宋东利起初呆的那个监舍里,如果外面有人过话,便会串出去。 进来时,警察会“随口”说一句这个人进来的缘由。基本是“经济的”、“盗窃的”、“诈骗的”,亦或者是“强奸的”一类简单的几个字。似乎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但事实都是长期形成的一种潜在的相沿成习。当中的“大马牙子”便马上心领神会警察的语义,而警察也会对这个房间所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只要不至于发生重大恶性事件。 这个监舍人相对不多,只有十几个。我哥进去的那个当晚,被警察一句“经济的”,劈头盖脸就先遭到七八个人轮番一顿揍。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争斗。监狱以及看守所大多是人们嘴里的“恶人”,本身更容易形成江湖。而这里的人大部分都是社会底层,他们的经济条件不好,在社会上也会敌视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尽管他们也是为了钱而犯罪,但是不少人的潜意识里,会认为自己犯罪是被逼的。所以,对于经济犯罪的人,他们会将自己对社会的不满,借机发泄出来。 相比较对强奸犯、盗窃犯、诈骗犯出于个人正义感的鄙视,经济犯更多的是全监舍的公愤。 所以我哥自然引来监舍里更多的人参与打骂。但宋东利毕竟也是见过世面的人,这里的潜规则还是有所耳闻的,所以他不得不本着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原则,忍了下来。 到了睡觉的时候,他刚刚睡着,就因为打呼噜,又被身旁的人一顿拳脚,以致于两个晚上他没有再敢合一次眼;吃饭时要等到最后汤里的菜都捞干净了,才轮到盛给他,也就只剩下清水了。最令人发指的是,我给送进去的行李和所有的吃的东西,我哥全部没有得到,完全被同监舍的人分掉。 宋东利自认深谙人际之道,所以打算用“贿赂”手段来摆平他们,为自己争得在监舍里的一席之地,于是,在我第一次送纸条问他需要什么的时候,他提出了“买好烟“的需求。 好在第二个白天的早上,他就被串到一个30多人的监舍里。这里总体算是太平的,所有的羁押人员之间都互不过问,每个人都木然地按部就班起居和背诵法条。而在这之后我哥的“买肉”、买“水果”的需求,基本上还是达到了让他解馋的目的。 我各种托人动用关系,并没有帮助到我哥什么,最终还是在律师的鼎力辩护下,他免予起诉,上缴罚金八万元,而将案子做了完结。 在春节即将到来的前几天,我哥回到了家里。一个月的既没露面也没有电话的出差时间,在我们所有人的极力配合欺瞒下,我妈完全相信了大儿子业务繁忙的谎言。 “二进宫”回来之后的宋东利,在看守所里彻底感受了墙里墙外不同的人生际遇,不单单是自由的问题,更主要的是体验了人情世故。用他的话说,领悟出了所有的人情冷暖,都一定是围绕在最接近自身最小范围圈内的利益而付出的。在这次事件中,他没有责怪任何人,毕竟维护自身根本利益,是人的基础本能。此后我哥看淡了一切钱财利益,性格变得沉稳,与之前的春风得意判若两人。不再涉足国企方面经济往来,他觉得越往后法律会越健全,钻共产党空子已经无路可走 ------------ 十五 尘封的父爱 跨世纪,全世界都在欢腾庆祝。 在我二姐的倡导下,世纪之交的春节当天,我们全家出动去照相馆拍摄了全家福。当然我们家的全家福还有另外两层意义,一个是我母亲在那个年份进入六十岁,另一个是为了庆祝我哥免除一场牢狱之灾。 这是我家最全的一次全家福,当时的所有家人悉数入镜。我妈坐在正中间,哥嫂坐在左边,大姐与大姐夫坐右边,后面分别站着两家的孩子。二姐与二姐夫、我与高江江两家人站在后排中间位置,我和二姐夫分别抱着自家的孩子。 我们各自怀着复杂而压抑的心情,因为照片里缺少我父亲。在这之前的一年,我的父亲因为肝癌过世,所以,我二姐总是自责自己为什么没有在父亲在世时主张拍一次全家福。 在我父亲过世的当时,我们除了悲痛之外,并没有料到今后会有那么多舍手的事情。直到我家老房子院落开始荒了起来;我哥转行做的长途货运站的院落周边始终没有平整起来;我与高江江都因为工作原因没空接送孩子而忙乱起来,我们大家才意识到,曾经我们以为的父亲只知道工作,对我们兄弟姊妹没有疼爱,原来是如此的荒谬。 我父亲是一个比较沉默的人,他绝不会因为什么小事而与人争执,也很少向人表达他的思想。他一生都在劳作中度过,即使当上单位一把手,也能一连几日吃住在单位,一人干着几个人的工作,偶尔休息就不停操持家里的活计。 父亲的劳作止于上世纪末最后一年,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是六一儿童节,正赶上周末,我与妻子领着孩子在公园游玩。接到我妈电话说,父亲从他退休后又被返聘的单位回来,说是胃痛,在家吃了点药,休息一天,又返回单位工作。仅隔一天,他又回来了。我母亲货郎子与父亲生活了三十多年,非常了解他的秉性,没有什么难忍的病痛绝不会当回事的,所以就领着他去了医院,大约一周以后,父亲的病情被确诊了,肝癌晚期。 从此,我父亲算是休息了,停止了他一生61年的劳作,在病痛中煎熬了整整一百天,永远离世而去。 当我们确信父亲肝癌已经无可医治时,才想到父亲一生并没有享过什么福,尽管我们家并不贫困。我父亲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小时候跟着奶奶闯关东来到东北,一路讨饭活了下来。解放后虽然生活好了,但我父亲异常节俭,从来不舍得奢侈,所有好的东西都是留给我们和母亲。 父亲病后我们极尽可能给他买回美食与高档衣物,但是父亲已经无法享用。 当我们想到父亲从来没有享受到别人的关爱时,给他捶背按腰为时已晚,减轻不了病痛对他的折磨。 当我的父亲走进另一个世界之后,我才想起,正常的人临终时都会害怕,都很留恋这个世界,而我们在他弥留之际却没有人牵住他的手,送给他人世间最后的一丝温暖和希望。当时的情境我们所有人都不得不听从阴阳先生的指挥,远离父亲,不要被他的最后一口气扑到。 于是我们都远远地站着亲看着送父亲一个人躺在那里,默然地永远离开人世。 在后来的日子中,当我一次次和儿子玩耍时,总会想起小时侯,父亲在每年的春节专门给我们精心包制出刺猬,蛇等小动物的干粮,随我们要求,只要他能做出来;他会在平时将罐头瓶留好,等过年做出很多个灯笼,足够我们拎着玩耍。 在我们上学后,每年开学发新书时,父亲都拿出报纸,在昏暗的灯光下,接连几个晚上给我们的书一本本包封好,然后分别写上名字。他书念的不多,从小与奶奶一起逃荒到东北,解放后在夜校学了一些文化,所以很诊视知识,这从他对我们的书本的爱护上看得出来。包书是我们和父亲近距离接触的时候,但他从没对我们说过要好好读书的话,他很少唠叨,只把他的每一份心愿无声地包裹在我们的书皮中,希望我们能读懂它,然而,我们只学了书本内部的东西,书皮每天用手摸过,却从未曾用心体会过。 我刚上初中时是80年代初期,国家整体不富裕,我家尽管条件算上乘,但也偶尔要吃掺着玉米面的馒头,父亲就额外蒸出一些白面的馒头让我带上中午在学校吃,怕我在外面吃粗粮不饱。 我上高中时,一次父亲到我学校对面的他主管单位办事,特意站在楼上向我们的操场上寻找我,恰好被他看到,后来,他跟我说过不止一次:“你在那雪地上踢球,一踢那老高!” 我当时什么感觉也没有,只是知道了爸爸在对面楼上看到了我,而且说了好几遍。 后来爸爸每次去办事都会站在楼上向操场上寻找我,然而我始终无动于衷于爸爸的眺望。现在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深深体会了父亲当年在发现我身影的一瞬间,心中是怎样一种温暖和欣慰,一个沉默的父亲在翘首中寻找装满他期望的儿子,会有一种怎样焦灼的幸福感。然而我那时正和金贝处在忘我的热恋当中,敌视了一切反对我的亲人。 在我有了儿子,在我到儿子学校操场上满目搜寻到儿子熟悉的身影的一刹那,我体会了父亲对我无声的疼爱。 后来父亲休假在家,一步不离地看着二姐的儿子明明时,为防止明明把东西扔进水缸,爸爸把所有小孩能拿动的东西全部收起来,而明明见找不到东西把自己的小鞋脱下来扔进水缸里,一向非常节水的爸爸一下没打孩子,反而笑着把满缸水淘出来换掉,我感受到父亲的宽容,他把对我们没有表达出来的爱倾注到我们的孩子身上。 父亲总是在你需要时干你需要的事。他从不表达什么,也从没有要过任何回报,反而总是提醒我二姐和我哥,富了要回馈社会。他无声地把我们几个儿女相继养大成人,还没来得及好好享受我们该尽的孝道,尤其是没有得到我的任何回报,就一声不响地离我们而去。 父亲直到临终也没有提出过一句要求我们的话。 我知道他想活下去。 虽然我们也在尽全力在省城和京城最好的医院给他治疗,极力想延长他的生命,减少他的痛苦。或许他已了解我们的尽心,但我知道,即使他不了解,也宁死都不会说什么。 父亲就这样沉默了一生,以至于让我们把他所有的爱毫无知觉地尘封起来,竟那样无视父爱的存在。直到我那次从东山开车返回本市时,听着“沸腾的生活”,想着金贝,想着我哥,想着与他们相关的人,然后想到了我父亲,想到了对父亲的亏欠。 我的父亲,他其实用默默的行动深沉地付给了我们很多潜藏心底的爱,而我对此却浑浑噩噩且熟视无睹。 我发现自己有时居然如此无视亲人的付出。